江苏省人大常委会


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江苏省消防条例》的决定
（２００３年４月２１日江苏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江苏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对《江苏省消防条例》作如下修改：
将第三十三条第一款修改为：“生产、维修消防产品的企业单位，必须具有相应的生产技术条件和质量保证体系。”
本决定自２００３年５月１日起施行。
《江苏省消防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江苏省消防条例
（１９９５年８月１１日江苏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根据１９９９年６月１８日江苏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江苏省消防条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２００２年６月２２日江苏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关于修改〈江苏省消防条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根据２００３年４月２１日江苏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关于修改〈江苏省消防条例〉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消防工作，预防火灾和减少火灾危害，保护公民人身安全、公共财产和公民财产安全，维护公共安全，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消防工作实行“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方针。
第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把本地区消防事业的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保障消防事业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协调。
第五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消防工作，建立消防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研究决定和协调消防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消防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并由本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负责实施。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预公安消防机构依法执行公务。
第六条 预防和扑救火灾，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和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对危害社会消防安全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制止、检举和控告。
第七条 每年１１月９日为本省消防日。

第二章 消防组织

第八条 城市以及经济开发区、保税区、工业区等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公安消防队（站）。
高层建筑、地下工程、易燃易爆场所等比较集中的重点地区，应当建立公安特种消防队（站）。
沿海、沿江水域以及其他水上消防任务较重的地区应当建立水上消防队（站）。
第九条 下列单位和地区应当建立专职消防队：
（一）火灾危险性较大、距离当地公安消防队（站）较远的大中型企业、大型集贸市场、重点事业单位和古建筑群；
（二）规模较大的专用仓库、储油或者储气基地；
（三）重要的港口码头、铁路货站（场）、民航机场；
（四）其他应当建立专职消防队的单位和地区。
第十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建立义务消防组织。
第十一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乡（镇）、街道应当配备专职或者兼职防火人员，根据需要设立或者确定负责消防安全的管理机构。
第十二条 专职消防队、义务消防组织及专职、兼职防火人员接受公安消防机构的业务指导，承担本单位、本地区的防火灭火任务。
第十三条 企业事业单位专职消防队经费由所在单位承担。相邻单位联合建立的专职消防队经费由各组建单位承担。县（市）、乡（镇）人民政府招聘队员组建的专职消防队经费由本级人民政府负责解决。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专职消防队员与其工作性质、劳动强度相适应的工资福利待遇。

第三章 消防装备设施建设

第十四条 城镇总体规划应当包括消防规划。消防规划由规划主管部门会同公安消防机构共同编制。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在审查城镇总体规划时，应当吸收同级公安消防机构参加。
第十五条 公安消防队（站）的建设与维护由公安消防机构负责。消防供水、消防车通道、消防通信以及其他公共消防设施的建设与维护由城建、邮电等有关部门
负责。
原有消防设施不足或者损坏的，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增设、维修或者更新。
第十六条 公安消防队（站）的建设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消防队（站）布局与技术装备配备标准，并逐步建立现代化火灾报警和通信调度系统。
城镇规划确定的公安消防队（站）建设用地不得挪作他用。
第十七条 城市火警总调度台与城市供水、供电、供气、急救、交通、环保等单位之间应当设有专线通信。
消防重点单位、专职消防队应当设有与当地火警总调度台联系的有线或者无线通信报警设备。
第十八条 公安消防站、消防供水、消防车通道、消防通信的基本建设和消防队的装备，属于固定资产投资范围的，应当列入地方固定资产投资计划。
各级财政部门应当根据消防工作的实际需要和当地的财力状况，确定消防经费的标准和基数，逐步达到消防设施、装备建设与地区经济发展相适应。
第十九条 消防装备和消防队（站）等公共消防设施基本建设所需经费，除地方财政拨款外，可以采取以下方法筹集：
（一）对新建、改建、扩建的工程项目按照省人民政府核定的范围和标准征收消防设施建设费；
（二）从保险公司防灾费中安排适当资金；
（三）购置扑救化工、水上、高层建筑等火灾所需的特种装备，由相应的受益单位承担一定的费用。
筹集的经费应当建立专门帐户，专款专用。
第二十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必须按照国家规定配置消防器材设施。
设有自动报警、灭火装置等固定消防设施的单位，必须定期对其消防设施进行检测，保持完好。

第四章 防火管理

第二十一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必须依法履行消防安全职责。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为本单位防火责任人，全面负责本单位的消防工作。
村（居）民委员会负责动员和组织村（居）民做好消防工作。
承包、租赁建筑物或者场所时，双方当事人应当在合同中约定防火责任和消防安全工作等内容。
第二十二条 两个以上单位使用的高层建筑、地下工程或者其他大型建筑，其消防安全由产权所有单位或者使用单位成立的专门管理机构管理。
第二十三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应当经常检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单位接到公安消防机构整改通知的，必须按照规定的期限和要求进行整改。
第二十四条 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建立职工消防安全教育制度。从事涉及消防安全的作业人员，必须经消防安全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操作。
第二十五条 公共场所和高层、地下等建筑物的通道、安全门和安全疏散梯，必须保持畅通，并按规定设置应急照明设备和疏散指示标志。
第二十六条 电气线路的敷设和电器设备的安装，必须符合有关防火要求和安全技术规定。
第二十七条 电、气焊（割）等明火作业必须严格遵守动火制度，并采取可靠的防火措施。
第二十八条 举办大型商贸展销、节庆娱乐等活动，主办单位必须事先制定消防安全方案，并报公安消防机构审查批准。
第二十九条 生产、使用、贮存、经营和运输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的单位，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有关安全规定和技术规范。
严禁在燃气管道上搭建建筑物或者构筑物。
第三十条 工程设计单位和设计人员在新建、改建、扩建工程和装修工程设计时，必须执行消防技术规范，对工程的防火设计负责。
新建、改建、扩建工程和装修工程的防火设计，应当根据建设规模和火灾危险程度，经公安消防机构分级审核。
建设、设计、施工等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经消防机构审核同意的工程防火设计内容。
第三十一条 新建、改建、扩建工程和装修工程竣工后，应当有公安消防机构参加验收，不符合消防技术规范要求的，不得投入使用。
设有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灭火系统等自动消防设施的建筑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必须向公安消防机构提供由具备检测资格的单位出具的建筑消防设施技术测试合格报告。
第三十二条 生产防火建筑材料和新型建筑材料的单位，必须由法定检测机构对产品的燃烧性能或者耐火极限进行测定，并接受公安消防机构监督检查。
第三十三条 生产、维修消防产品的企业单位，必须具有相应的生产技术条件和质量保证体系。
生产、维修、销售和使用的消防产品的质量必须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和公安消防机构按照各自的职责实施对消防产品的监督。
第三十四条 从事自动报警、灭火等消防工程设计、施工的单位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规定，并接受公安消防机构的监督。
第三十五条 保险公司有检查投保单位做好消防工作的责任。对于消防组织健全、消防设施完善、防火效果明显的投保单位，保险公司应当给予优待或者奖励。
第三十六条 各级宣传、文化、教育等部门和新闻单位应当经常开展消防法规和消防知识宣传教育活动。

第五章 火灾扑救

第三十七条 公安消防队、专职消防队应当熟悉责任区情况，制订灭火作战计划，实施灭火作战演练。有关单位应当予以协助并提供有关资料。
人员集中的公共场所和火灾危险性较大的单位，应当制订灭火、应急疏散方案，定期组织演练。
第三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火灾必须迅速报警。消防队接到报警后，必须迅速赶赴火场，采取有效措施组织扑救。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对火灾报警和扑救提供方便。
第三十九条 公安消防机构负责灭火组织指挥，并由在场的最高消防负责人担任火场指挥员。
发生大火时，可以根据需要由到场的有关领导成立总指挥部，研究决定灭火救灾方案，组织协调各部门、各单位的力量统一投入灭火救灾。火场指挥员在总指挥部统一领导下，负责实施灭火指挥。
第四十条 火场指挥员根据灭火救灾需要，可以划定警戒区，限制人员和交通工具进入，限制用火用电，疏散警戒区内的人员、物资，拆除或者破损某些建筑物，有权紧急调动专职、义务消防队以及交通、供水、供电、通信、急救、环保等单位的力量和灭火救灾物资。
第四十一条 因灭火救灾而受伤、致残、牺牲的人员，当地人民政府和有关单位应当按照《江苏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和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医疗、抚恤、安置等。

第六章 消防监督

第四十二条 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设立消防机构，根据国家有关消防法律、法规所规定的职责和权限分级负责消防管理工作。
公安派出所在消防机构的指导下，做好辖区内的消防管理工作。
第四十三条 军事设施、核设施、国有森林、地下矿井、远洋船舶和铁路运营系统、民航系统等方面的消防工作，按国家规定的职责范围，分别由军队和主管部门负责监督管理，当地公安消防机构予以协助和指导。
第四十四条 在地方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注册领照的军办企业的消防工作，由当地公安消防机构负责监督。涉及城镇建设规划的铁路、交通、民航系统新建、扩建、改建的工程项目，其防火设计内容由当地公安消防机构审核和参加验收。
第四十五条 公安消防机构的检查人员在实施监督检查时，应当主动出示身份证件，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如实提供情况和资料。公安消防机构发现火灾隐患，应当通知有关单位及其上级主管部门或者个人整改，必要时可以将通知抄送当地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
第四十六条 公安消防机构依法对火灾事故的原因、损失、责任，组织调查、鉴定和认定，并按有关规定提出处理意见。
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火灾造成职工伤亡的，应当按国家有关规定对事故调查处理。
起火单位和有关人员必须保护灾后现场，协助公安消防机构调查火灾原因，核实火灾损失。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清理灾后现场、隐瞒事实真相或者干预、阻挠火灾事故的调查处理。

第七章 奖励与惩罚

第四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各部门以及各单位对消防工作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需要追究行政责任的，由有关部门和单位给予行政处分；属于技术监督、工商管理、劳动保护、建设规划等范围的，分别由上述有关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处罚。
第四十九条 依照《消防法》第四十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规定对单位处以罚款的，罚款额为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罚款的，罚款额为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
第五十条 依照《消防法》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规定对单位处以罚款的，罚款额为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罚款的，罚款额为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
第五十一条 依照《消防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对单位处以罚款的，罚款额为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罚款的，罚款额为三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
第五十二条 依照《消防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处以罚款的，罚款额为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
第五十三条 依照《消防法》第四十八条、第五十条规定对单位处以罚款的，罚款额为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罚款的，罚款额为三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
第五十四条 本条例第四十九条至第五十三条规定的处罚，由公安消防机构裁决。对给予拘留的处罚，由公安机关依法裁决。
责令停产停业，对经济和社会生活影响较大的，由公安消防机构报请当地人民政府依法决定，由公安消防机构执行。
违反本条例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五条 公安消防机构在监督检查中发现经消防安全检查合格投入使用的公众聚集场所又产生火灾隐患的，应当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撤销已作出的同意该场所投入使用的消防安全检查意见书，并将撤销决定抄送工商、文化等相关行政管理部门。
第五十六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
第五十七条 消防监督人员应当秉公执法。对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视情节轻重，依照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五十八条 省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办法。
第五十九条 本条例自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９日起施行。







中国法理学二十年


长春,法制与社会发展 199805
张文显/姚建宗/黄文艺/周永胜

1978年至1998年，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20年，也是包括法理学在内的整个中国法学事业取得飞速发展的20年。20年来，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有力推动下，中国的法学理论工作者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前所未有的巨大研究热情和创新精神，在法理学这片大有作为的广阔土地上，努力开拓，辛勤耕耘，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20世纪末的这20年是中国法理学发展史上史无前例的稳定而快速发展的20年，为21世纪中国法理学的全面腾飞和繁荣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值全国上下庆祝富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之际，我们谨以此文献给广大关心、热爱及投身于法理学事业的人们。

一、法理学的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在废除旧法制、创建新法制的过程中，法学理论工作者在继承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经验与吸收前苏联国家和法的理论的基础上，开始探索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法律问题，为我国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发展初步奠定了基础。但受历史条件的制约，当时的研究工作主要是翻译、介绍前苏联国家和法的理论，阐述、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论述，独立的法理学学科尚未形成。1957年以后，随着左倾错误思想、法律虚无主义思想的滋长漫延，随着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受到严重破坏，法理学研究也遭到严重干扰和破坏，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的状态。这一状况直到1978年之后，才得到根本扭转。1978年至1998年，我国法理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迈出了三大步。

（一）初步发展时期

以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和推动力，我国法理学迈开了前进的步伐。1978年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和个人崇拜的长期禁锢，打破了思想僵化、教条主义的沉重枷锁，推动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是20年改革开放历程的思想先导，为包括法理学在内的整个法学开辟了发展的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变，同时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方针，开辟了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


从1978年至1991年，是我国法理学的初步发展时期。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法学界也开展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讨论、人治与法治的讨论。通过讨论，重新确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社会主义法的基本原则，批判了轻视法律、取消法制的法律虚无主义思想，确立了加强法制、依法治国的理论共识。这是法学界的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运动。此后，法理学界开始全面、深入地批判“左”的路线在法学和法制领域的影响，清算了林彪、“四人帮”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罪行，批驳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导下形成的种种错误观点，在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上纠正了“左”的错误，恢复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本来面目。在80年代中期，为了进一步克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正确理解法的本质、起源、发展、消亡、作用等法学基本问题，法理学界掀起了探讨法的概念和本质的热潮。这次讨论深化了对法的概念和本质属性的认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律观，同时也出现了否定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宣扬马克思主义法学过时论的自由化思想。党的十三大以后，法理学界围绕十三大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针对前几年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法学领域有所抬头的趋势，法理学界开展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消除了自由化思想造成的思想混乱。但另一方面，“左”的思潮又开始蔓延滋长，一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探讨和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受到错误的批判，学术研究一度出现沉闷的局面。


这一时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奠基与初创时期，研究主题多为法学理论和法制建设的基本问题。这一阶段的主要论题有：法的概念和本质；权利和义务；民主与法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治与法治；法律与政策；法律文化；法律价值；法律规范、法律关系、法律责任、法律意识等法学基本范畴；法学的研究对象、学科体系、方法论及基本方法；法与商品经济、民主政治、精神文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制建设的规律、特点和对策；建国以来法制建设与法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法律思想。受历史条件与学术水平的限制，这一时期法理学理论著作并不多，而主要是大量编写教科书。为适应教学和科研的需要，各系统、各地区、各院系出版了一系列法理学教科书。教科书的内容构成法理学界研讨的主题，编写教科书成为荟萃和展示研究成果的重要渠道。这一时期还开始介绍西方法理学（法哲学）的学说和思想，并零星翻译了国外的一些法理学著作和论文。

（二）加快发展时期

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和推动力，我国法理学研究加快了观念变革和理论更新的步伐。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发生了严重的政治风波，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这样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同志发表了视察南方的谈话，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这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党的十四大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指导，作出了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战略部署，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的鼓舞与指引下，法理学界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从“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打破一度沉闷的研究局面，鼓起更大的政治勇气与理论勇气，进一步开拓进取，开辟了法理学研究的又一个新局面。这一时期，法理学界紧紧围绕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时代主题，从法理学自身的变革和创新，到法制观念和法律精神的更新，到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法律体系的建构，都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与论证。法的一般原理研究更加深入。学者们纷纷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如市民社会理论，从新的研究视角，如人的本质、社会主义的本质，重新探讨法的起源、本质、特征及社会主义法的本质等法理学基本问题。法学与法制观念的变革与更新步伐进一步加快，提出并探讨了一系列新的法学理论与法制观念，如公私法划分、契约精神、法治经济、人文精神、私法优先、立法平等等。法理学研究视野进一步开阔，领域进一步拓宽。这一时期法理学研究的主题主要有：市场经济与法制建设；法理学的创新与发展；现代法的精神；市场经济法律体系；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法律发展与法制现代化；法与利益；法的概念与本质；人权与法制；立法等。为了便于直接学习西方法理学著作，大力采撷西方法理学的优秀成果，从这一时期起法学界开始大批量、成系列地翻译西方法理学名著。经过前一段时间的积累，这一阶段出版了一系列法理学学术著作，著作的数量较前一阶段有所增加，质量也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三）全面发展时期

以1996年2月江泽民同志在中央举办的法制讲座上的讲话和党的十五大为标志和推动力，我国法理学进一步加快了前进的步伐，迈入了全面发展时期。在邓小平逝世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在新世纪的脚步声日益逼近，我们怎样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重要历史时刻，我们党召开了富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五大，高度肯定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进一步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纲领，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作了振奋人心的跨世纪战略部署。在法制建设方面，十五大首次明确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和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并对依法治国理论与法制发展战略作了精辟阐述。在此之前，江泽民同志曾在中央举办的一次法制讲座上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针，为十五大作了理论准备。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和方略的确立，不仅为法制建设实践指明了努力的目标和方向，同时也为法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契机与理论兴奋点。两年来，法理学界掀起了探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热潮，并以此为中心对法制建设的各方面问题进行了广泛研究，推动了法理学的全面、深入发展。研究的主题包括：依法治国的基本理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和标准，依法治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精神文明建设，法治的模式和道路，法制观念更新，立法制度改革，行政执法制度改革，司法制度改革，农村法治建设。可以预见，法治问题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将是法理学的中心主题，并有可能成为凝聚中国法理学各派力量、展示中国法理学独特贡献的一面旗帜。

二、学术热点

二十年来，法理学界召开了多次学术会议，就许多重点和热点的理论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极大地活跃了学术研究气氛。其中，主要的全国性学术会议有：法理学研究会首届学术年会（1985年，庐山），以法学的概念和法学改革的研讨为主题；法理学研究会1986年年会（重庆），以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为主题；全国首次法社会学理论研讨会（1987年，北京），以法社会学基本理论建构和专题研讨为主题；法理学研究会1988年年会（珠海），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制建设为主题；法学基本范畴研讨会（1988年，长春）；法理学研究会1990年年会（合肥），以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为主题；民主、法制、权利、义务研讨会（1990年，大连）；法理学研究会1992年年会（武汉），以人权为主题；法律与社会发展研讨会（1992年，上海）；法理学研究会1993年年会（杭州），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制建设为主题；市场经济与现代法的精神理论研讨会（1994年，大连）；法理学研究会1994年年会（济南），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法理学的发展为主题；法理学研究会1995年年会（昆明），以走向21世纪的中国法理学为主题；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研讨会（1996年，北京）；依法治国与精神文明建设研讨会（1997年，北京）；法理学研究会1997年年会（北京），以依法治国的理论与实践为主题。在这些研讨会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学术讨论中，学者们围绕着一些重大的理论与实践主题而展开学术探讨，形成了一些重大的学术热点。

（一）法的本质

法的本质问题是一个随着时代与社会变迁而不断被重新思考与解答的古老话题，是法学理论中的基石性、原点性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如何看待法的概念、法的作用、法的起源、法的更替与继承、法的未来、法的消亡等问题，进而涉及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法的本质和作用等问题。对法的本质问题的不同回答，历来也是划分不同法学流派的基本标准，也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与非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分水岭。这一问题是我国法理学界二十年争论最为激烈、意见分歧最大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提出与争论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理论背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唯物史观出发，深刻指出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统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的思想却被简单化、庸俗化，甚至被曲解用来为错误路线和政治斗争服务。特别是60年代以来，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方针的推行，我国法学愈来愈偏离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观点，以至把法的本质仅仅归结为阶级性，并把法的阶级性仅仅理解为阶级斗争、专政、镇压，在实践中造成了极大的危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一伟大转折促使法学界重新思考和回答法、特别是社会主义法的本质等一系列相关问题。


1992年之前，关于法的本质的争论主要是围绕着法的阶级性和社会性展开的。争论的问题主要涉及：法是不是阶级社会所特有的现象，怎样理解法的阶级性，法具不具有社会性，如何理解法的社会性，怎样看待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法是不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经过激烈的争论，大多数人认为，法的本质是多层次、多方面的。法的初级本质是统治阶级意志，深层本质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法除了是阶级统治的手段，具有阶级性外，还是社会管理的手段，具有社会性。法的阶级性有着丰富的内容，它并不限于阶级镇压，而是表明法是由谁定的、反映谁的利益、为谁服务，维护统治阶级赖以存在的统治秩序和经济基础。因而法的阶级性并不排斥法承认其他阶级的一定范围内的暂时利益和局部利益。在剥削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不再是社会主要矛盾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法的主要职能是调整和处理人民内部各种利益的冲突，保障、组织、促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