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教育委员会


高等学校教材工作规程（试行）

1988年11月5日，国家教委


为了适应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教学改革的需要，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的教材建设工作，特制定本规程。

第一章 高等学校教材工作的地位和作用
第一条 高等学校教材是体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知识载体，是进行教学的基本工具，也是深入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
第二条 高等学校教材是学校教学、科研水平及其成果的重要反映，是国家科学文化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科学、文化和技术发展水平的标志之一。它对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及提高我国科学文化水平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第三条 高等学校的教材建设工作是高校的一项基本的建设工作，也是全国教材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条 搞好教材建设与教材供应，是提高教育质量，稳定教学秩序，实现高等学校人才培养任务的重要保证。高等学校必须提高对教材工作的认识，加强对教材工作的领导。

第二章 高等学校教材工作的方针和任务
第五条 高等学校教材工作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总方针，坚持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向，大力提高教材质量，积极扩大教材种类，努力搞活搞好教材管理。
第六条 全国高等学校教材建设的总目标是：编审出版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反映现代文化科学技术先进水平的教材；建设与教材编审出版任务相适应的高水平的编审出版队伍和现代化的教材出版印刷基地。
第七条 高等学校教材工作的具体任务是：规划、组织本校的教材建设和教材研究工作，不断提高教材质量；做好各种教材和交流讲义的选购工作，以及自编讲义的印刷工作，保证按时足量供应；贯彻落实教材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规划和实施各项基础设施的建设工作。
第八条 高等学校应紧密结合教学改革和课程建设、学科建设的实际，鼓励学术水平比较高、教学经验比较丰富的教师编著和翻译反映各种不同学派、不同学术观点、不同风格特色、不同教学改革试验的教学用书。新编著的教学用书要努力反映教学改革中的新经验和科研成果，努力提高教材的思想性、科学性、启发性，适合我国情况的先进性和教学上的适用性。在保证编写质量基础上，努力增加教材品种。
第九条 高等学校应重视讲义的编写和交流工作，努力提高自编讲义的质量，尽快将油印讲义改造成为胶印或铅印讲义，积极推荐各种质量较高的、反映各校优势和特色的以及各种新兴边缘学科的讲义对外交流，使之成为全国高等学校的共同财富。
第十条 各高等学校要制订教材编写出版规划，有计划、有领导地搞好教材建设工作，制订教材编写出版规划时应本着以下六项原则：
（一）要把重点放在本校具有优势和特色的学科专业。
（二）要把重点放在师资力量比较强，教学和科研水平比较高的系或教研室。
（三）要把重点放在各专业的主干课程和各类专业的基础课程。
（四）编写新教材必须要有针对性，注意解决现有教材的不足，考虑本校专业的特殊要求和填补学科空白等。
（五）新教材的编写必须在充分收集整理有关资料，并对教材内容和体系等方面进行一定研究的基础上进行。
（六）新教材一般应通过讲义阶段进行试用修改后才能交出版社审查出版。对评为校级优秀讲义的，应考虑优先审查出版。
第十一条 要重视为本校开设的课程选用高质量的、不同特色的教材。不得片面地强调提高学校教材的自编率。对于不具备自己编写高质量教材条件的课程，应积极选用外校编写的质量较高的教材。组织选好教材是任课教师，也是各系、教研室以及学校教材管理工作的一部分，学校要为选用教材提供尽可能完整的信息资料，开展教材的宣传和评介工作。
第十二条 大力开展教材研究工作是不断提高教材编写及选用质量的保证。高等学校教材研究工作应包括如下内容：
（一）对各专业培养人才的基本规格和各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的研究。
（二）教材内容及体系的研究。
（三）新版教材的推荐、评介。
（四）教材编写及使用经验交流。
（五）对外国教材的研究与评介。
（六）教材管理的研究。
学校应有专门人员组织管理教材研究工作。教材研究应纳入学校教学或科研计划，建立制度，签订合同，明确任务及要求，解决必要的条件及经费。对于获得的研究成果，要进行必要的评价，并开辟发表园地。
第十三条 各学校都应加强对采用教材的全面质量管理。定期评选本校的优秀讲义及教材，积极参加全国优秀教材评奖工作，建立教材质量信息反馈制度，大力开展教材评介工作，使教材质量评定工作经常化，制度化。
第十四条 学校必须充实教材发行力量，提高人员素质，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各校教材供应部门可通过新华书店教材目录、高校联合书目教材目录以及其它各种教材图书目录和全国各校的交流讲义目录选用教材。新华书店、其他有关发行部门和有关出版社应落实给学生5％的折扣优待，落实对学校教材供应部门的劳务费用以及其他有关规定。
第十五条 认真贯彻落实鼓励教师编写教材的有关的方针政策并切实注意：
（一）对于荣获国家级、部委级优秀教材奖的教材应和获得重大科技成果一样给予鼓励。
（二）教师编写教材应在时间和其它条件上给予必要保证。
（三）采取措施保护教材（讲义）编著者的合法权益。出版的教材和内部讲义，均应依照国家新闻出版署和国家教委有关保护版权规定，防止剽窃。对于侵犯版权的各种行为和问题要严肃处理。

第三章 高等学校教材工作的领导体制及队伍建设
第十六条 高等学校教材工作，应由一位校（院）长分工主管。学校要把教材工作列入议事日程。
第十七条 教材任务重的高等学校应建立教材委员会（或教材工作委员会）作为学校在教材工作方面的一个经常性的研究、咨询和业务指导机构。其任务是：
（一）审定全校教材建设规划和年度计划。
（二）检查落实教材工作中的各项方针政策。
（三）组织指导各学科的教材研究和评介工作。
（四）指导外国教材的引进、研究与评介工作。
（五）评选优秀教材和讲义。
第十八条 各学校应设立管理教材工作的行政机构。其人员编制，应本着精干、高效原则来确定。注意提高教材工作人员的素质。应配备一定数量的大专以上学历、适宜做教材工作的人员充实教材工作队伍。
要妥善解决教材工作机构中人员的专业技术职称。从事教材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以及管理人员可根据其所承担的任务和履行的职责，聘任相应的专业技术职务或行政职级。
第十九条 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工作要实行岗位责任制，建立并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学习和运用现代管理科学的知识和技术（包括计算机管理技术），改进教材管理工作，逐步从经验管理转变为科学管理，不断提高管理水平。

第四章 高等学校教材工作的基础设施和经费
第二十条 应搞好学校教材出版和印刷基地建设。已建有大学出版社的学校要加强对出版社的领导，在人力、财力、物力上给予必要支持。要大力加强印刷厂的建设，不断改进印刷技术，大力提高印刷出版质量。学校的出版社、印刷厂在任何时候都应把出版印刷教材放在第一位。
第二十一条 必须大力加强图书馆工作，保证图书经费，提高入藏图书的质量。对教师提出的教学参考书应视具体需要，参照学生人数确定一定的复本量。注意外国教材的引进和开发利用。已建有外国教材中心的学校应加强外国教材中心的工作，有条件的课程可选用原文书作为教材或教学参考书。
第二十二条 应创造条件逐步改变教材工作基础设施的落后状态。对于改善高校教材管理工作基础设施和设备的投资应列入学校总体建设规划和年度计划，所需经费可分别情况在学校基建投资或印刷厂、出版社的生产发展基金以及教学设备费中列支。
第二十三条 应根据教材供应工作的需要，配备必要的仓库、书架、交通运输工具、计算机等。所配备设施要能够保证教材的完好和工作的便利。
第二十四条 为了减轻学生经济负担，供应学生的校内自编讲义的价格应参照国家关于高等学校教材价格标准合理定价。成本和定价之间的差价由学校酌情给予补贴。
第二十五条 学校应保证教材工作所需要的经费，包括教材周转金、校内印刷讲义的差价补贴费、任课教师免费教材的费用以及日常行政开支等。
第二十六条 有条件的高等学校可建立教材建设基金。教材建设基金的主要用途是：
（一）教材出版的亏损补贴。
（二）优秀教材及讲义的奖励。
（三）开展教材研究活动的费用。
教材建设基金可通过多种渠道来筹集：
（一）上级拨款。
（二）学校专项拨款。
（三）学校出版社及印刷厂上交利润的提成。
（四）争取有关企业单位的资助。
（五）争取校友及国际友人的捐赠。
（六）其它收入。
第二十七条 各校教材工作部门，在搞好教材建设、保证教材供应的前提下，可根据高等学校开展有偿服务的有关规定精神，挖掘潜力，举办各种教材、书刊、讲义供应，内部书刊印制等多种经营，以改善工作条件和职工待遇。教材供应部门开展这些业务可以享受国家对教育部门给予的各种优惠，但不得违反国家政策法令。学校对于教材工作部门承办的有关业务和开展的多种经营的收入，应该按照有关规定，给予一定比例的留用和分成，并予以适当照顾。

第五章 高等学校教材工作评估
第二十八条 有计划地分级（主管部门、全国）定期组织对高等学校教材工作的评估。
第二十九条 以本规程的基本精神建立评估教材工作指标体系。各级各地评估指标体系可以针对具体情况有所不同。评估工作可以由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教材建设协会组织进行，也可以由两者联合进行。通过评估，对工作优异的单位和个人，应该给予奖励。奖励办法由教材建设评估的单位自行确定。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本规程适用于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其他各类高校可参照执行。
第三十一条 本规程由国家教育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 本规程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关于祭奠权，我国法律并没有规定；即使在作为“权利救济法”的《侵权责任法》中，也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可以引用，只能与第二条、第六条、第二十二条这种一般性条款“沾边”。司法实践对这一权利的保护态度和保护原则：祭奠权是一种应受到法律保护的人格权，但权利的行使应当受到一定的限制。

　　由于法律没有规定，司法实践对于祭奠权的认识并不统一，对于祭奠权行使所受到的限制也众说纷纭。由于限制是在权利行使过程所发生的，那么，权利人如何行使祭奠权？对祭奠权进行法律保护需要遵循怎样的原则？本文拟从祭奠权的性质入手，就祭奠权的法律保护问题提出一孔之见,以供商榷。

　　一、祭奠权的性质

　　（一）祭奠权的含义

　　1.祭奠权的含义

　　祭奠，原意是为死去的人举行的仪式，表示追念，引申意义为表示对过去的人或者事情的一种缅怀或者思过。祭奠主要是一种民间的习俗，其含义非常广泛，比如对烈士的祭奠、对祖先的祭奠、对逝去亲人的祭奠等等；祭奠的形式也非常丰富，繁如山西各地传统的丧葬礼仪，简若新兴的网上祭奠，不论形式如何，都蕴含着共同的内涵，即通过祭奠，寄托对死者的哀悼和怀念，表达希望死者的灵魂得以安息和超度的虔诚心意。可见，祭奠行为，主要是生者对死者寄托哀思的一种方式，是存在于人的内心的一种精神利益，并通过一定的形式表达出来，主要是一种受习俗和道德调整的行为自由。

　　作为一种民事权利的祭奠权，则仅指死者近亲属对死者寄托哀思的一种权利。法律之所以应当从广义的祭奠行为中抽象出这一权利进行保护，是因为对死者的祭奠行为，是死者近亲属人格的发展和完满的实现，不仅涉及到死者近亲属的内在人格利益，同时也可能影响到死者近亲属的外部社会评价。当然，对死者近亲属祭奠权的侵权行为，主要是给其造成精神痛苦，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对于内在人格的救济成为法律关注的重点”。民法对于侵害死者近亲属祭奠权从而使其遭受精神痛苦的行为应当予以救济，而司法实践中不容回避的现实也表明，将祭奠权上升为一种法定民事权利是刻不容缓的问题。

　　2．祭奠权民事法律关系

　　（1）主体。笔者认为，基于民间的习俗以及司法实践经验，祭奠权的主体应当限定为死者的近亲属。有学者认为应当以与死者有亲属关系的自然人作为祭奠权的主体，此种观点与现行我国立法精神不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将自然人死亡后，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主体也仅限定于近亲属，这其实是对死者人格利益的一种延伸保护，也表明我国法律仅认可死者近亲属对于侵权行为产生的精神利益损失，而不宜将此精神利益的保护扩大至其他亲属，因为近亲属与死者关系密切，其受到侵害所导致的精神痛苦比其他人更严重、更应受法律保护。而如果将保护范围扩大，不仅造成诉讼资源的浪费，也使法律的触角越过了道德的边界。

　　（2）客体。祭奠权的客体是指死者近亲属的人格利益，即死者近亲属对死者进行安葬、祭奠、保管遗体和竖立墓碑等行为自由。

　　（3）内容。祭奠权的内容主要包括对死者进行祭奠的一系列权利义务，具体权利包含对死者死亡事实的知情权，对遗体、骨灰的占有权，以妥善的方式安葬死者的权利，对死者进行悼念行为的权利，在墓碑上署名的权利，保持墓葬完整的权利等等。祭奠权的义务既包括作为的义务，如通知死者近亲属死者死亡事实的义务、在墓碑上对死者近亲属署名的义务等；也包括不作为的义务，如不得擅自安葬死者的义务、不得侵害遗体、骨灰的义务、不得妨害其他近亲属行使祭奠权的义务等等。

　　（二）祭奠权的性质

　　关于祭奠权的性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均有不同观点，主要观点有一般人格权说和身份权说。其中在身份权说中，又包含独立权利说和附属权利说两种观点。附属权利说认为祭奠权不是一种独立的身份权，而是亲属权、配偶权、亲权的具体内容。独立身份权认为祭奠权应该是一种独立的身份权，应当对其通过一般身份权框架进行保护。一般人格权说认为祭奠权是一种人格权，这一观点为本文开篇案例所持有，也见诸于部分学者观点。

　　笔者认为，祭奠权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一般人格权，即基于近亲属关系享有的人格利益。一方面，祭奠权虽然是因为近亲属身份而产生，尽管近亲属身份已经随着死者的死亡事实而消灭，但近亲属的内在人格，或者近亲属的精神利益，却并未随之消灭。因此就死者近亲属的祭奠权而言，保护的并非是身份关系或者是死者的精神利益，而是死者近亲属的精神利益，故祭奠权应属人格权。

　　另一方面，从权利客体来看，人格权客体是人格利益，身份权客体是身份利益。人格利益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资格，而身份利益具有双重性。祭奠权的客体是死者近亲属对死者进行安葬、祭奠、保管遗体和墓葬等行为自由，祭奠权的行使没有相对人，也没有法定义务，不具有双重性。就对死者的安葬权利而言，尽管对死者妥善安葬受到道德和伦理驱使，但我国民法中并未将安葬死者作为一种民事义务而加以规定，如果近亲属不行使祭奠权，其也并未侵犯任何人的权利，即使有义务，也仅是一种道德义务，而非法律意义上的义务。因此，祭奠权突出保护的是死者近亲属的一种人格利益，是一般人格权。

　　二、祭奠权的法律保护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祭奠权是一种人格权，它不仅体现生者的利益，而且还关乎死者；它不仅是一种法律的制度，更应该需要道德的调整；它不仅有着权利，同时也联系着一定的义务。基于这些特殊性，笔者认为，对祭奠权进行法律保护应当遵循下列四个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尊重死者意愿原则、共同协商原则、权利限制原则。

　　（一）公序良俗原则

　　公序良俗是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合称，公序良俗原则是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民法规范作为伦理性规范，不能无视公序良俗的要求和影响。更何况，祭奠权作为一种与死者相关联、事关伦理、道德性较强的权利，自然更应该受到公序良俗的制约，祭奠权的行使首先要尊重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否则便不能为法律所保护。

　　另外，如本文开篇所述，祭奠行为主要是一种社会习俗，受到习惯的调整，成为民事权利的祭奠权仍然应当受民事习惯所支配，具备习惯法的一些特征，祭奠权的行使不能违反一般人内心基于公序良俗的判断，行为人应当以公序良俗原则作为权利行使的基本准则。

　　（二）尊重死者生前意愿原则

　　实践中，死者生前订立遗嘱的现象并不少见；在遗嘱中，除了对财产的分配外，还有对自己 “身后事”的安排。对于这种特殊遗嘱效力的处理，即在行使祭奠权的时候到底是生者还是死者的意愿为主，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当保护近亲属的相关祭奠权；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当保护死者的意愿。

　　笔者认为，当死者生前已经对以后关于自己死亡时近亲属的祭奠权行使作出安排时，应当尊重死者生前的意愿，祭奠权的行使应该按照遗嘱的规定。

　　祭奠权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人格权，虽然保护的是死者近亲属的人格利益，但这种人格利益产生的原因是基于近亲属身份关系，尽管死者的利益不为法律所保护，但祭奠行为仍然涉及到公众对死者的评价，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生者的一种“期待利益”。因此，祭奠权的行使应当尊重死者的意愿，只要不违反社会公序良俗，死者的意愿就应该得到执行，这样有益于对社会的稳定。

　　（三）共同协商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