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

龚福业


　　最近，笔者认真研读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深知其中“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和“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的时代蕴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中央提出的治国理政目标。社会和谐的前提是法律的和谐，法律和谐的关键是立法、司法和执法的和谐。和谐社会要求通过各种方法，包括法律手段，使矛盾和纠纷能够得到及时的调解，犯罪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而法律就是各种社会关系的调节器，各种社会矛盾的化解器。古今中外都曾有“乱世用重典”、“盛世政简刑清”之说。所以，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同我国目前盛世的特征相符的。笔者在本文通过对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与构建和谐社会相关问题的探讨，谈一些粗浅的看法，以揭示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
　　一、“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评价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提出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意义。尽管原来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司法政策在表述中也有“宽严相济”的成分，但是由于当时历史大背景的影响，对于犯罪现象与国家和社会间关系的认识的偏差，导致了在实际操作中有所偏失。应当说“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提出，是一种科学、理性的回归，是正视社会稳定与犯罪增长关系后的理性回应。
　　自上世纪80年代起，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转型时期，各方面利益冲突比较突出，与此同时犯罪数量也经历了激增的过程，面对刑事案件的急剧增加，社会对犯罪最初和本能的反应是惊恐，认为犯罪是社会的恶瘤，必须严厉地加以铲除。但是随着理论的成熟，以及刑法措施的收效渐微，逐渐认识到在现有社会经济历史条件下，犯罪态势是不可能通过单纯的刑法作用加以大幅度改变，犯罪本身也遵循着一定的规律，所以当前针对种种犯罪，正确的态度是不要对其加以苛求，只要能够将犯罪限制在不妨碍社会良性运行的程度之内就已经实现了刑法的价值，至于如何从根本上去改变犯罪现状，这并非单纯是刑法的任务，也不单纯是刑事司法政策的任务，这一点已经被许多国家打击犯罪的实践不断证明。在对我国犯罪态势进行科学判断的基础上，提出“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可以帮助我们对犯罪进行理性思考与沉着应对，而不是只追求刑法对犯罪抑制所能带来的短期效应。
　　此外，“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在某种意义上对我国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复兴，是一个重要的契机。我国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复兴，既要对传统中优秀的部分加以发扬光大，也包括对世界上先进国家的合理部分适当本土化。在法律层面上表现为必须适当地发展现代法治理念。现代法治理念以人权保障为核心，和谐地调和人权保障与法律保护之间的关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正是现代法治理念的一部分，其主张重点在宽，以适当有利于行为人为出发点，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可以丰富发展民族精神、民族文化，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法律理念与制度层面的条件。
　　二、“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理性探讨
　　我国现阶段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其主要内容是：“坚持区别对待，对严重刑事犯罪坚决严厉打击，依法快捕快诉，做到该严则严，对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轻微的未成年人初犯、偶犯和过失犯，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慎重逮捕和起诉，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做到当宽则宽。”，“宽不是要法外施恩，严也不是要无限加重，而是要严格依刑法、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刑事法律，根据具体的案件情况来惩罚犯罪，做到宽严相济、罚当其罪。”简而言之就是适度宽容轻处小恶以感化轻案犯、依法从严惩罚大恶以震慑重案犯。此政策在对重罪实行严打政策的基础上完善了对轻刑宽松的一面，渗透了罪刑相适应的原则、无罪推定原则、疑罪有利于被告人原则、从宽处理轻罪原则等内容。从刑事司法政策的结构体系分析，“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具有一定的法理科学性。
　　第一，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轻罪刑事司法政策与重罪刑事司法政策的统一。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包含宽与严两个方面。现在我们提倡宽严相济，当然更多的是强调刑法宽缓的一面，但不能由此认为宽严相济是轻罪刑事司法政策，只适用于较轻的犯罪以及青少年犯罪。这里涉及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和“严打”的关系。笔者认为，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不是对“严打”的取代，更不是对严打的否定，而应当将“严打”纳入到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框架中确立其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严打”并不是与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并列的另一个刑事司法政策，而是包含在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之中的体现宽严相济的严厉性的内容。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坚持“严打”方针不动摇与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并不矛盾。只有在宽严相济的框架中坚持“严打”方针，才能避免片面追求从严惩处，从而做到严中有宽，更好地在“严打”中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总之，不仅对轻罪要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而且对重罪也同样应当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第二，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刑事立法政策与刑事司法政策的统一。宽严相济之所以是刑事立法政策，是因为法律是刑事司法政策的条文化与具体化，在刑事立法中应当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从而为司法机关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提供法律根据。当然，宽严相济不仅是刑事立法政策，更应当是刑事司法政策，不能认为刑法已经体现了宽严相济的政策精神，因而司法机关只要依法办案，不需要另行受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指导。这里存在一个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关系问题。笔者认为，我国实行的是相对的罪刑法定原则，刑法中存在自由裁量的广阔空间，因而在司法活动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并不必然与罪刑法定原则相违背。当然，宽严相济的严不能超越刑法的规定，绝不能对刑法没有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以严为名作为犯罪处理，也不能对刑法规定处罚较轻的行为以严为名判处法律没有规定的较重之刑。简言之，不能法外施威。
　　第三，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刑事策略思想与刑事科学思想的统一。刑事策略是作为与犯罪作斗争的手段而提出来的，更强调刑罚的有效性。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包含着宽和严的两种手段，正确运用就能够取得与犯罪作斗争的胜利。但笔者认为，仅从策略角度理解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是不够的，我们更应当看到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中包含的刑事科学思想，它是社会对犯罪的反应理性化的表现。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刑事科学思想，主要表现在刑罚的谦抑性与人道性。事实已经证明，刑罚不是越重越好，轻重适宜才是最重要的，才能有效地控制犯罪。并且，在如今法治社会，任何刑罚的适用都受到人道主义的限制，不得为追求惩治犯罪的效果而采用残酷的刑罚，这也已经成为国际刑事司法的基本准则。
　　三、“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规律
　　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构建和谐社会对于刑事司法的必然要求，是发扬民主与法治、实现公平正义、提倡诚信友爱、增强全社会活力、维持安定有序、协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社会关系的必然要求，也是刑事司法活动自身内在规律的必然要求。
　　（一）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有利于和谐社会构建。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党中央提出的治国理政目标。稳定是和谐的基础，和谐是稳定的最高境界。在强调坚持严打方针的同时，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既有力地打击和震慑犯罪，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又充分重视依法从宽的一面，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比如，对未成年人犯罪、初犯、偶犯，主观恶性较小的，应区分不同情况，在法定处罚幅度内从轻、减轻处罚或判处缓刑；对于法律、政策不明确，可捕可不捕、可起诉可不起诉、可判可不判、可劳教可不劳教的，应根据具体情况，着眼于从宽处理。这一刑事司法政策，有利于集中力量打击严重犯罪；有利于挽救失足者；有利于从根本上缓解社会冲突，减少社会对抗；有利于缓解矛盾，促进公民之间的宽容、和解；有利于帮教和改造罪犯，减少危害社会的犯罪因素，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最终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有利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执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刑事司法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在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经验、合理借鉴中外法治文明发展的优秀成果基础上形成的，是科学的、先进的理念，其内容包括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而“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要求宽严适度，宽严有据，依法办案，不能仅靠从重从快打击刑事犯罪来保障，在执法中必须转变执法理念，以人权保障为核心，和谐地调和人权保障与法律保护之间的关系，更加人性化，由此可见，“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正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一部分，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有利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执行。
　　（三）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有利于立法宗旨的实现。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最终体现立法宗旨、实现司法价值的客观要求。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是我们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刑事司法政策。对于严重刑事犯罪，该从重的要坚决从重，该判死刑的决不手软。但同时，对于具有法定或酌定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的罪犯，无论其罪轻罪重，是否属于严打对象，都要一视同仁，该兑现政策的要依法予以从宽处理。如果因为严打而不兑现政策，就会导致犯罪分子丧失对国家法律的基本信任。只有审时度势，坚持宽严相济，才能产生积极的、正面的社会效果，也只有在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的基础上，才能最终实现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严格执法与热情服务、执法形式与执法目的、追求效率与实现公正的有机统一。
　　（四）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有利于获得刑罚效果的最大化。犯罪不仅是一种法律现象，而且是一种社会现象，任何社会都存在犯罪现象。刑罚，则是控制犯罪的一种方式，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以获得刑罚威慑犯罪的效果，从而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但是刑罚威慑力并不会随着刑罚的加重而无限地增加，在罪刑均衡的范围内，刑罚威慑力与刑罚轻重是成正比的，一旦刑罚超出公正的限度，使被告人难以接受，社会也难以认同，其威慑力就呈现出递减的趋势，就会产生刑罚效力的贬值问题。刑罚并非越重越好，而是贵在轻重有别，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使轻罪与重罪分别得到妥当的处理，有利于获得刑罚效果的最大化。
　　四、“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与构建和谐社会，对公安机关的职能定位
公安机关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正确的稳定观，把促进社会和谐作为检验公安工作的重要标准，充分履行公安职能，有效地遏制、预防和减少犯罪，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保障。
　　一是要全面把握。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中的宽与严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二者相辅相成，必须全面理解，全面把握，全面落实。既要防止只讲严而忽视宽，又要防止只讲宽而忽视严，防止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
　　二是要区别对待。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核心是区别对待。应当综合考虑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包括犯罪侵害的客体、情节、手段、后果等)、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包括犯罪时的主观方面、犯罪后的态度、平时表现等)以及案件的社会影响，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犯罪与社会治安的形势，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依法予以从宽或者从严处理。
　　三是要严格依法。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必须坚持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实现政策指导与严格执法的有机统一，宽要有节，严要有度，宽和严都必须严格依照法律，在法律范围内进行，做到宽严合法，于法有据。
　　四是要注重效果。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应当做到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的有机统一，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的有机统一，执法办案与化解矛盾的有机统一，以有利于维护稳定，化解矛盾，减少对抗，促进和谐。
　　总之，党中央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构建和谐社会，核心是增进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现代和谐社会存在复杂的社会分工，需要运用法律规范来组织、调节社会关系和调整人的行为。公安机关作为法律的执行机关，既是和谐社会的主体，又是和谐社会的建设者，要忠实、全面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应当确立现代司法理念，通过发挥自身职能，为推动和谐社会的建立做出应有的贡献。


福建省人大常委会


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
福建省人大常委会


（1993年9月3日福建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1993年9月8日公布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野生动物保护
第三章 猎捕管理
第四章 驯养繁殖管理
第五章 经营利用管理
第六章 奖励与惩罚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管辖区域内从事野生动物的保护管理、驯养繁殖、开发利用、教学科研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及其实施条例和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野生动物，是指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国家和省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以下简称一般保护野生动物）；我国缔结或参加国际条约限制进出口的野生动物和经批准从国外引进的野生动物。
所称野生动物产品，是指野生动物的任何部分及其衍生物。
国家和省重点保护以外的水生野生动物的保护管理，适用渔业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统称野生动物主管部门）分别主管本辖区内陆生和水生野生动物管理工作，其主要职责：
（一）宣传、实施保护野生动物的法律、法规；
（二）调查、保护、管理野生动物资源；
（三）依法查处违反规定的行为及其责任人；
（四）救护和处理送交的野生动物及其产品；
（五）依法审批、发放、注销野生动物保护管理证件；
（六）对猎捕、经营利用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单位和个人，征收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
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渔政机构，对违反本办法保护水生野生动物规定的行为，有权依法进行查处。
第四条 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所需经费，应当纳入同级财政预算。
第五条 工商、公安、海关、动植检、交通、铁道、航运、邮电等部门，应当结合各自的职责，配合野生动物主管部门实施保护野生动物的法律、法规。
野生动物主管部门对保护野生动物的法律、法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被检查单位和个人必须予以配合。

第二章 野生动物保护
第六条 每年的3月25日至31日为福建省爱鸟周，10月份为福建省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月。
第七条 省、市（地）野生动物主管部门应当设立野生动物救护中心，负责本辖区内野生动物的救护、饲养、放生和送交工作。
第八条 围海、筑坝、河道整治、采矿、山地开发、森林采伐等，要维护和改善野生动物主要生息繁衍环境和食物条件。
禁止在野生动物集中分布地区和水域以及重要繁衍场所，超标准排放工业污水、废气，堆积、倾倒工业废渣以及使用有毒有害物质。
禁止破坏野生动物的巢、穴、洞等生存环境。
第九条 自然灾害对野生动物的生存及其栖息地造成威胁时，所在地人民政府和野生动物主管部门，应当及时采取抢救措施，并报告上级野生动物主管部门。
单位和个人发现受伤、病饿、受困迷途的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应当尽力救护，禁止捕杀，并及时报告或送交所在地野生动物主管部门处理。野生动物主管部门接到报告或受理后，应当立即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救护，并给送交者适当奖励。

第十条 因保护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造成农作物和其他损失的，经所在地县级野生动物主管部门调查核实，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予以补偿。具体补偿办法由省人民政府规定。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野生动物保护发展基金。
基金来源：
（一）地方财政拨款；
（二）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
（三）国内外捐赠资金；
（四）其它资金。
基金的筹集、使用、管理办法，由省野生动物主管部门会同省财政厅制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三章 猎捕管理
第十二条 因特殊需要猎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按国家有关规定申请特许猎捕证。
因特殊情况，需要猎捕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应当向所在地县级野生动物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市（地）野生动物主管部门审核，报省野生动物主管部门批准发给猎捕证。猎捕一般保护野生动物的，由县级以上野生动物主管部门负责审批发证。

第十三条 因科学研究、资源调查或其他特殊情况，确需在禁猎（捕）区和禁猎（捕）期或使用禁用工具和方法猎捕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报省级以上野生动物主管部门批准；猎捕一般保护野生动物的，报县级以上野生动物主管部门批准。

禁猎（捕）区、禁猎（捕）期、禁用工具和方法，由省野生动物主管部门制定。
第十四条 经批准猎捕野生动物的，必须在猎捕作业完成后五日内向猎捕地的县级野生动物主管部门申请查验。
误捕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应当立即放回原生息场所；误伤的应当及时救护，并及时报告所在地野生动物主管部门，如不采取救护措施造成死亡的，视同违法捕杀行为。
第十五条 野生动物资源丰富，有条件开展猎捕、垂钓活动的区域，可以建立猎捕、垂钓场所。其管理办法由省野生动物主管部门制定。
第十六条 禁止制造、销售、使用地弓、铁夹、吊杠、钢（铁）丝套等猎捕工具。

第四章 驯养繁殖管理
第十七条 鼓励有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开展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科学研究、驯养繁殖工作，经人工驯养繁殖的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后代及其产品，由县级以上野生动物主管部门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指定单位收购、经营。
第十八条 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的，应当向野生动物主管部门申办驯养繁殖许可证。驯养繁殖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驯养繁殖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由市（地）野生动物主管部门报省野生动物主管部门批准发证；驯养繁殖一般保护野生动物的，由县级以上野
生动物主管部门批准发证。
以生产经营为目的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的，必须凭驯养繁殖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注册。
第十九条 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照驯养繁殖许可证规定进行。需要变更野生动物种类、数量的，应当向原批准机关办理变更手续。需要终止驯养繁殖的，应当在终止前30日内向原批准机关办理终止手续，注销驯养繁殖许可证。
第二十条 以非生产经营为目的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的，因疾病、伤残、自然淘汰、种源交换、更换血统或其他特殊情况，需屠宰、出售、赠送、交换的，必须按野生动物保护类别报县级以上野生动物主管部门批准。

第五章 经营利用管理
第二十一条 经营利用野生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先向县级以上野生动物主管部门申领野生动物经营加工许可证，方可向同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营业执照。
第二十二条 禁止出售、收购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因特殊情况，确需出售、收购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必须经市（地）以上野生动物主管部门批准。属国家重点保护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可以凭驯养繁殖许可证向持有经营加工野生动物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出售。
依法猎取一般保护野生动物，可以凭猎捕证在集贸市场销售。
个人收藏的属国家和省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纪念品、收藏物，必须向居住地县级野生动物主管部门申请登记，领取收藏证明，受法律保护。
第二十三条 宾馆、饭店、餐厅、招待所和个体饮食摊档等行业，不得收购、杀害、经营国家和省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及其产品。
经营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的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必须按规定经过批准。
第二十四条 运输、邮寄、携带野生动物及其产品，须持有县级以上野生动物主管部门的准运证。交通、铁道、航运、邮电等部门，应当凭野生动物准运证受理运输邮寄业务。
在省内运输的，由启运地的县级以上野生动物主管部门核发准运证；运输出省的，由市（地）以上野生动物主管部门核发准运证；外省过境的，凭起运省的准运证和进入我省第一个林业检查站或渔政机构的过境签证通行。
交通、铁道、航运、邮电等部门，有权对运输、携带、邮寄的野生动物及其产品进行检查。
林业检查站对违法运输的野生动物及其产品，有权依法查处。
第二十五条 野生动物主管部门在查处违反野生动物管理规定行为时，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询问违反规定行为人和责任人，调查违反规定有关事项；
（二）扣留违反规定行为人所使用的有关物品和猎捕工具；
（三）查阅、复制有关违反规定的合同、帐册、发票、文件和其他资料。

第六章 奖励与惩罚
第二十六条 有下列成绩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其野生动物主管部门给予物质或精神奖励。
（一）在野生动物资源调查、宣传教育、科学研究、开发利用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
（二）拯救、保护和驯养繁殖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显著成绩的；
（三）对违法猎捕野生动物或者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行为，及时制止、检举有功的；
（四）热爱野生动物保护事业，连续从事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十五年以上或在基层工作十年以上，并取得显著成绩的。
第二十七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野生动物主管部门给予处罚：
（一）在禁猎（捕）区、禁猎（捕）期或使用禁用工具、方法猎捕野生动物的，没收猎获物、猎捕工具和违法所得，处猎获物价值一至五倍的罚款，造成损失的，赔偿猎获物价值等额价款；
（二）未取得特许猎捕证、猎捕证或者超出特许猎捕证、猎捕证规定猎捕的，没收猎获物和违法所得，处猎获物价值一至五倍的罚款，并可以没收猎捕工具，吊销其特许猎捕证、猎捕证，造成损失的，赔偿猎获物价值等额价款；
（三）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没收违法制造的猎捕工具和违法所得，处400元—4000元罚款；
（四）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第一款、十九、二十条规定的，没收违法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和违法所得，处300元—3000元罚款，并可以吊销驯养繁殖许可证；

（五）超出许可证规定经营加工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没收超出部分野生动物和违法所得，处500元—5000元罚款，并可以吊销经营加工许可证；
（六）未取得经营加工许可证进行经营加工的，没收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经营加工工具和违法所得，处1000元—10000元罚款。
第二十八条 下列行为发生在集贸市场的，由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查处，同级野生动物主管部门配合；在集贸市场以外的，由县级以上野生动物主管部门或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查处：
（一）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二十三条规定的，没收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和违法所得，处猎获物价值或其产品市场价等额罚款；
（二）未取得准运证或使用伪造、倒卖、涂改、套用准运证运输、邮寄、携带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没收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处1000元—10000元罚款；
（三）运输、邮寄、携带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数量、种类与准运证记载不符的，没收不符的或超出部分的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处300元—3000元罚款；
（四）为违法经营加工、运输野生动物及其产品提供储藏场所或运输工具的，处200元—2000元罚款；
（五）伪造、倒卖、转让猎捕证、准运证、驯养繁殖许可证、经营加工许可证的，处500元—5000元罚款；伪造、倒卖、转让特许猎捕证或者允许进出口证明书的，处5000元—50000元罚款。
第二十九条 屡犯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的，加重处罚。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缴获、没收的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必须交野生动物主管部门按规定处理。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本办法应用解释权属福建省野生动物主管部门。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3年9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