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人民政府


无锡硕放机场地区管理暂行办法

市政府令第104号



《无锡硕放机场地区管理暂行办法》已经2008年9月4日市人民政府第7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

市 长：毛小平

二○○八年九月九日


无锡硕放机场地区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无锡硕放机场（指民用机场，以下简称机场）地区的管理，促进机场的建设和发展，保障机场的安全运行和正常秩序，维护驻场单位、旅客和货主的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机场地区以及与机场运营相关的规划建设、安全保障、净空保护、环境保护等管理活动适用本办法。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条 无锡市空港事务管理局（以下简称市空港局）负责组织实施本办法。
无锡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有关职能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实施本办法。

第四条 市空港局依照本办法履行下列职责：
（一）组织编制和修订机场总体规划，协调机场规划发展与空港园区的关系；
（二）协调机场发展中与国家民航等部门、有关国际民航组织、机构的关系；
（三）研究与周边地区空港之间的关系，协调空港通航空域与周边空港使用的衔接问题；
（四）协调有关部门推进机场的基本建设项目；
（五）负责机场净空安全保障工作；
（六）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市政府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五条 无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是机场的运营管理机构（以下简称机场运营管理机构），负责机场的建设、运营和安全管理，具体承担以下职责：
（一）引进社会商业组织参与经营和发展机场服务，适应民航客货运输业务发展的需要；
（二）为承运人、旅客、货主等机场使用者提供安全、公平、优质的服务；
（三）制订机场内各项管理规则并组织实施；
（四）负责机场控制区的安全和管理，维护机场地区的安全和正常生产秩序；
（五）承担机场范围内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护卫、消防、净空和市容环境卫生保护等责任，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机场地区外的环境保护和净空管理工作；
（六）参与编制、修订机场总体规划，并按照机场总体规划和安全要求对驻场单位在机场内的建设行为进行监督管理；
（七）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六条 机场地区的管理应当遵循统一、安全、高效、规范的原则。

第二章 规划建设和土地管理

第七条 机场总体规划应当按照民用机场的技术标准，适应本市民用航空运输事业的发展需要，符合本市城市总体规划要求。

第八条 机场的建设应当符合机场总体规划要求，符合机场飞行安全、口岸、环保、消防、安全保卫等有关规定。

第九条 依法获准使用机场规划用地的，应当按照批准的用途使用土地；确需改变土地用途或者建（构）筑物使用性质的，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未经规定程序批准，不得擅自将其使用的土地及其建（构）筑物、设施出租、转让或者改作他用。

第十条 在机场地区内新建、改建、扩建项目的，应当征求市空港局和机场运营管理机构的意见，依法办理相关审批手续。

第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机场地区擅自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在机场地区设置户外广告设施的，应当征求市空港局和机场运营管理机构的意见，并向有关部门办理相关审批、登记手续。

第十二条 机场地区的各土地使用权人应当按照规定负责其所使用土地范围内道路、环境保护、环境卫生、绿化等设施的建设、养护与维修。
机场的围界设施由机场运营管理机构负责设置和维修。

第十三条 机场总体规划中应当合理确定机场地区范围、机场规划用地范围、机场控制区范围以及机场未来专用区域、附属设施区域发展用地的范围。

第三章 安全管理

第十四条 机场运营管理机构对机场的运行安全实施统一管理，负责机场安全、正常运行的组织和协调，并承担下列责任：
（一）负责建立健全机场安全生产责任制，组织制定机场安全运行规章制度，保障机场安全正常运营；
（二）督促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安全事故隐患；
（三）制定并实施机场应急救援预案；
（四）依法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责任。

第十五条 航空运输企业及其他驻场单位按照各自的职责共同维护机场的运行安全，发生影响机场运行安全情况的，应当立即报告机场运营管理机构。

第十六条 机场控制区和其内部功能区的范围及其通道的划定或者调整，由机场运营管理机构和机场公安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共同决定。
机场控制区安全防护设施和明显标志的设置与维护，由机场运营管理机构负责。

第十七条 进入机场控制区的人员、车辆，应当出示有效的机场控制区通行证件，在限定的区域内活动，并接受警卫人员的检查和管理。

第十八条 机场控制区人员、车辆的通行证件，由所属使用单位向机场公安部门提出申请，由机场公安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核发。机场公安部门制定机场控制区人员、车辆通行证件核发和使用管理规定时，应当征求机场运营管理机构的意见。

第十九条 机场运营管理机构和运输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施安全检查工作。
航空货物、航空邮件应当经过安全检查或者对其采取国家规定的其他安全措施，航空旅客及其携带的行李物品在登机前应当接受检查，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持有机场控制区通行证件的工作人员（包括机组人员）携带物品进入机场控制区的，应当经安全检查后从专用通道进入。

第二十条 机场地区禁止下列行为：
（一）攀（钻）越、损毁机场防护围栏及其他安全防护设施；
（二）在机场控制区内狩猎、放牧、晾晒谷物、教练驾驶车辆；
（三）无机场控制区通行证进入机场控制区；
（四）随意穿越航空器跑道、滑行道；
（五）强行登、占航空器；
（六）谎报险情，制造混乱；
（七）扰乱机场秩序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一条 机场地区范围内的建设应当符合安全生产的要求，对违反建设操作规程，影响飞行安全的行为，机场运营管理机构应当进行劝阻，并报市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第二十二条 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按照国家、省、市的有关规定做好机场净空环境保护工作。

第二十三条 机场运营管理机构应当根据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要求拟定应急援救预案，经市空港局审核后，报民航安全管理部门和市政府审定后发布。
应急援救预案应当明确规定应急救援程序及有关救援单位的救援职责，确保救援行动能够迅速有效地实施。
有关救援单位应当按照机场应急援救预案中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单位的应急救援实施方案，并通报机场运营管理机构。

第二十四条 机场运营管理机构应当成立由市政府有关部门、民航安全管理部门、机场运营管理机构及其驻场单位、急救医疗机构等单位组成的机场应急救援机构，并负责其日常工作。
机场应急救援机构负责救援现场的统一指挥和协调，有权调动有关救援单位进行应急救援。有关救援单位应当服从应急救援机构的指挥。

第二十五条 机场内各单位、部门应当建立防火责任制，落实防火责任人，严格按照消防规定配置消防器材、设备、设施及消防安全标志，经常检查保养，确保消防器材、设备、设施完好有效，并接受公安消防部门的监督检查。
机场运营管理机构设立专职消防队，机场内各有关单位应当组建义务消防队，并按照国家规定配备人员和装备。机场消防组织应当接受民航安全主管部门和公安消防部门的业务指导，在机场发生消防应急救援事项时统一接受调度。

第二十六条 机场运营管理机构应当定期组织紧急救援演练，有关驻场单位应当参加。综合性救援演练由机场运营管理机构制定方案，经市空港局审核后报民航主管部门批准后组织实施。

第二十七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机场地区出现航空器失事、航空器空中故障、爆炸物威胁、失火、非法干扰航空器运行、传染病疫情和放射性物质污染以及生物、化学物质侵害等严重威胁航空器、人员和财产安全的紧急情况时，应当向机场运营管理机构或者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机场运营管理机构可以根据紧急援救预案规定的程序和权限，决定机场地区处于应急救援状态，通报各救援单位和市应急指挥中心，并立即向市政府报告。
各有关单位接到机场运营管理机构紧急情况通报后，应当按照应急预案迅速实施救援行动。

第四章 运营管理

第二十八条 机场运营管理机构负责机场各项生产运营活动的统一协调管理。 机场运营管理机构应当与航空运输企业及其他驻场单位签订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

第二十九条 机场运营管理机构、航空运输企业及其他驻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配备侯机、饮食、停车、医疗急救等设施，为旅客提供安全便捷的服务。
机场候机楼应当为旅客提供航班显示、休息场所和问询服务，并提供餐饮、邮电通信、银行、医疗救护、失物认领、行李寄存等服务。

第三十条 机场运营管理机构、航空运输企业及其他驻场单位应当加强协调、密切配合，按照各自职责，共同保证航班正常运行。
由于航班延误或者取消，造成旅客、货物滞留的，机场运营管理机构应当协助有关航空运输企业及其他驻场单位做好应急服务和善后处理工作，并及时通报相关信息。航空运输企业及相关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和服务承诺提供相应的服务。

第三十一条 在机场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的，应当遵守机场服务规范，不得危害机场安全和航空器运行安全。

第三十二条 机场服务收费应当执行民航主管部门和价格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收费标准。
国家民航主管部门和国家、省价格行政主管部门未确定的收费项目或者收费标准，其收费项目及收费标准报市物价行政主管部门审定。

第五章 协调管理

第三十三条 机场口岸的建设和管理应当纳入全市口岸建设总体规划。
市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为机场口岸驻场查验单位提高通关效率提供必要的保障和服务。
驻场查验单位会同机场运营管理机构依法制定具体的查验办法，合理设置流程，并配备必要的人员和设施、设备，为旅客、货主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

第三十四条 市口岸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市口岸办）负责机场口岸的日常管理，督促、协调出入境检查机构做好出入境人员、交通工具、货物和行李物品的查验和监督管理工作。

第三十五条 市口岸办负责对下列口岸查验工作进行协调：
（一）组织召开机场口岸工作联席会议，协调口岸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并向市政府报告；
（二）对出入境检查机构之间有关查验工作的争议进行协调，经协调仍有争议的，按照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作出决定，并先予执行；
（三）对口岸管理中发生的突发性事件或者紧急情况，及时进行协调并妥善处理。

第三十六条 市空港局应当定期或者不定期召集机场运营管理机构和驻场单位研究解决机场运行和业务发展中需要协调的问题。
各驻场单位应当互相配合。对相关单位不履行职责，造成工作失误等行为有责任提出改进建议，或者提交市政府有关部门协调解决。

第三十七条 市空港局应当会同机场运营管理机构组织、协调全市性重大或者重要外事活动在机场地区内的接待工作，有关驻场单位应当予以配合。

第三十八条 驻场单位应当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要求，结合机场工作特点，按照方便旅客、方便货主、方便友邻单位和便于操作的原则，制定本单位的业务工作流程；涉及与其他单位交叉的事项，应当与相关单位共同商定。

第三十九条 驻场单位应当以保障机场航班的正常、正点运作为工作宗旨，严格遵守工作制度、要求和程序，不得以任何理由影响机场正常运作或造成航班延误。

第四十条 机场运营管理机构应当及时向有关驻场单位通告航班信息及保障服务要求，相关单位在接到通告后，应当认真组织执行。 各有关单位应当落实人员日夜值守，与机场运营管理机构保持有效的联络，保证机场正常开放，保证完成突发性备降等特殊保障任务。

第四十一条 机场运营管理机构应当与空军硕放场站建立良好、稳定的工作协调机制，并就军民合用机场相关事宜签订保障协议，确保机场正常运行。

第四十二条 市空港局、市口岸办、机场运营管理机构和其他有关驻场单位应当建立投诉受理制度，公布接受投诉的电话、时间、地点和方式。
市空港局应当对机场运营管理机构、驻场单位处理投诉的情况进行监督，及时提出监督建议并督促改进。

第六章 交通和环境管理

第四十三条 机场及其周边区域内的交通运输应当纳入城市总体交通规划，做到布局合理、方便快捷、标志清晰，保障机场区域内各项公共交通设施满足航空客流的需要，为旅客提供安全、便利、快捷、舒适的机场公共交通服务。

第四十四条 有关公共客运单位应当根据机场运营的实际需要，及时开辟机场公共客运线路、调整客运车辆的投放。

第四十五条 机场运营管理机构应当根据国家规定标准和机场的实际需求，在机场内设置固定的公共停车场地。
进入公共停车场地的机动车辆，应当遵守有关停车场地的管理规定。

第四十六条 在机场地区设置宣传牌、指示牌、霓虹灯、户外广告等设施的，除应当保持整洁和功能完好外，还应当符合净空条件，不影响航空器的运行安全。
严禁未经批准搭建各类构筑物和广告位。

第七章 罚 则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有关城市规划、市场管理、出租汽车管理、绿化管理、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环境保护、建设工程管理等规定的，由市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处理。
对于前款规定的违法行为，机场运营管理机构发现后应当予以制止，并及时告知或者移交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处理。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破坏机场地区内治安秩序、影响民用航空安全、违反消防和道路交通管理规定的违法行为的，由公安部门依法处理。

第四十九条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机场运营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五十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定义：
（一）机场地区，是指根据城市规划确定的机场专用区域，包括机场围墙、围栏或者其他围界设施以内的区域以及围界设施以外的专用区域；
（二）机场规划用地，是指经批准的机场总体规划依法划定的土地，包括导航、通讯台（站）等及其相关附属设施的土地；
（三）机场控制区，是指根据安全需要在机场内划定的进出受到限制的非公共区域，包括候机隔离区、航空器活动区等区域；
（四）机场净空，是指为保障民用航空器的运行安全，根据民用航空法律、法规和民用航空技术标准规定的机场障碍物限制图要求划定的空间范围和机场通信、导航台（站）的环境要求；
（五）驻场单位，是指在机场内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

第五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08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近代中国“党国体制”的发展与省思

熊利民


一、前言
　　晚清李鸿章说中国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最能道出近代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严复“求富求强”的论说，孙文要与西方“并驾齐驱”的呼吁，蒋介石抗战中还要“建国”，毛泽东不忘“超英赶美”，在在显示清末以后的知识分子与国家领导人，努力的方向是如何建造一个“近代国家”。中国地广、人多、历史久、包袱重，一切转变似乎都显得步履蹒跚，迟缓不易。于是“革命式的现代化”[1]，便成为深化改革的利器。从政治社会转型的角度看，近代中国在短短百年间要完成的不只是法国政治革命、英国工业革命，且加入马克思列宁式的社会主义革命。此中，涉及政治转型中内部约束、外在条件，历史的延续性与创新性，便成为值得注意的问题。
　　从政治体制的转换来说，辛亥革命不只是传统的改朝换代而已，民国时期的政治发展或许曲折，却非停滞。如果说走向近代欧美式的“民主”是中国政治发展的长远目标，那么“党国”体制是一种过渡，也是一种挑战。
　　过去中外涉及民国党政体制史的论著不少，[2]本文再讨论这一主题，兴趣有三：一、当中国的现代化运动等同于革命运动时，近代中国的政党政治发展，遭遇到什么样的困境？二、1920年代至40年代的国民政府，在政治结构上是“党国体制”，以西（英美式民主）为体，以俄（列宁式政党）为用的国民党，如何发展，又如何适应战时体制？三、50年代之后“两个党国”如何形成，如何演变？
　　二、清末民初议会政治的困境
　　当近代中国被迫纳入世界秩序时，欧美的政治制度也随之移入。晚清变法及新政时期参照西方的制度与经验进行行政革新，是近代中国政治走向现代化起始的明显标识。从十九世纪末到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制度变革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尝试与失败、挑战与冲突，一直贯穿着政治转化的过程之中，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值得深思。
　　首先，作为典型传统政治型态的清政府，其政权合法性的内在价值，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日益衰微。所谓主权在民、自由平等、民主宪政等，都根本上破除专制传统的神话，动摇传统政治结构的根基。其次，晚清面临国权丧失、中央控制力减弱、自足经济体制摧毁，造成清廷统治能力失调，政权合法性受到严酷挑战。政权的维系，只有靠政权合法性的重塑，办法是进行自强运动，改造或引介新的以能适应需要的政治制度，才是救急之方。“近师日本，远摭欧墨”是晚清向列?学习政制的策略。在内容上，一如康有为所说的在“变器”、“变事”、“变政”之外，尤重改定国宪作为变法之全体，[3]也就是说要在传统帝制中渗入近代民主宪政制度。此中涉及到中国犹是农业社会却引入工业化社会的政治体制，作为主权完整独立的民族国家犹待成型，新兴政治力量仍未完全理解特定历史环境下，改革者如何掌握现实政治的需要，是一绝大考验。因此，1909、1910年议会机制：地方的咨议局，中央的资政院，虽然启动，仍难解决清廷政权的危机。[4]1911年一场政治革命，终究不能避免。

　　辛亥革命的目标，简单的综合是：推翻君主制度，建立共和制度；废除专制政治，实行民主政治。一开始，的确这两重任务是推进中国社会、经济、文化进步的首要工作，同时，两重任务之间有联系，但非一回事。[5]从历史经验看，建立了共和制度并不等于实行了民主政治，而经济的发展，造成新的社会结构，有时反倒可以督促民主政治的推进。武昌起事之后，共和国体很快建立，其后虽有袁世凯、张勋的反复，但民国共和体制脚跟已经站稳。不过，民主政治的实行则显得摇摆不定。具体的争议，一是中央政府的体制是总统制或内阁制，一是权力的分配是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民元南京临时政府可说是总统制，但“临时约法”采取的是对总统权力的制衡，近于内阁制。至于国家实行单一制或联邦制问题，清末民初反对中央集权，主张地方自治实已成为一般社会思潮，导引出辛亥革命后几近于各省联盟的政治现象。[6]袁世凯上台后的办法，先是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削弱省的权力；次则在行政与立法关系上，削减国会的力量，结果走中央集权与专制的老路，最后演成君主制度的复辟。不幸的是，倒袁之后，全国失去政治中心，大小军阀穷兵黩武，在一定地域内关起门来做土皇帝，实行专制统治。1912-1913年，中国第一次可以试行政党政治的机会丧失了，此中值得反省的事有二：第一，孙文的革命同盟会，在1912年转化为国民党，表示由革命政党回归到近代议会普通政党的运作，如顺势而为，与立宪派演变来的进步党竞争，中国政党政治或有实现之日，可惜中途夭折。国民党一旦重新转入革命党，连结了1920年代的一党建国、以党治国的思潮，两党政治短时间内在中国不复可期。主要困境一是“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之故。[7]一是早期先知先觉者，号召批判帝制、推翻专制王朝者多，讨论废集权、行民治之法者少，以为共和政府一经成立，民主政治乃水到渠成之事。事实上共和国体之下也有专制政治出现的可能。1912年4月，孙文辞卸临时大总统后，要致力于民生主义事业，正式认定民族、民权主义已因民国成立而达成，[8]初始实未料袁世凯对民主政治的巨大反扑。到了1920年代，同样的情形是孙文提出“建国大纲”、“五权宪法”而不及于施行细节，结果国民党以“革命政党”自居，国民政府实行“训政”，保育式的民主，只能在尝试中改正错误，民主学步显得特别辛苦。
　　第二，1912、1913年，共和初建，试行欧美近代的民主制度，政党制度正是其中之一，是舶来品，国人了解深浅不一。民初政党繁多，品流参差，主要政党确有政治改革运动的历史渊源，但一旦要实行政党政治，便必须以国会议员选举为运作中心。一旦实行内阁制，总统权力受限，国会议员选举便需与内阁的组成挂钩。不幸的是，这些发展均不符袁世凯的品味，宋教仁之死，敲响了民初政党政治的丧钟。[9]近代有些知识分子期望中国政治发展是：“皇权变质而成向人民负责的中央政权，绅权变质而成民选的立法代表；官僚变质而成有效率的文官制度中的公务员，帮权变质而成功商业的公会和职业团体，而把整个政治机构安定在底层的同意权力的基础上。”[10]其中较可讨论的一个环节是“绅权”。中国传统的绅士是一个独特的社会集团，绅士是知识分子，拥有特定意识形态，是社会变化的主力，他们出而为仕，退而为绅，“官于朝，绅于乡”，是政治、社会和经济的管理阶层，支撑国家，又为国家所控制，“政治无为、绅权缓冲”，正是传统中国政治与社会相安之道。[11]到了19世纪末，亦即距今百年之前（1905），科举制废除，更象征中国遭逢巨变，绅士也必得跟着转型。绅士到那里去？绅士进城，绅权进入城市，“欲与民权，宜先兴绅权”[12]，依晚清有识之士的规划，申明了“绅权”宜附丽于“民权”的时代意义，具体的说就是绅权如能靠议院来发挥，新知识分子多少取代了绅士的传统角色。[13]政治党派连结地方绅士进行政治运动，成了清末民初政党的活动路径。但直到民国三、四十年代，知识分子阶层都还难发挥应有的功能，政党何以无法吸收并透过知识阶层，填补传统社会绅士的原有角色，似乎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社会政治转型一个绝大的关键问题。[14]
　　三、“党国”：具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
　　从权力关系入手，国家乃由政治制度所代表的政治权力所呈现，具体的体现是立法、行政和司法三者的有机统一，亦即与广义的“政府”概念互通。政党是现代政治的主角，但不必成为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只有作为政治制度实际操作者—执政党，才有实际的政治力量，这种政治力量也只能借助政治制度即“国家”，才能实现。故而党的权力与国家权力虽有部分重迭，但二者之间仍是相对独立的。[15]比较值得注意的是1920年代开始，中国受苏俄影响出现了排他性的执政党，党国合一，又逐步消融社会，形成长时期特殊的党国体制。[16]而后国、共两党走的正是“以党治国”、“以党代政”，程度不一的党国政治，这显然是走向民主政治的歧途，也是挑战。
　　从近代中国政治发展历程看，1920年代国民党一党治国体系的建立，是辛亥革命从帝制走向共和之后的另一大政治转折，是对民初多党政治教训的总结，也与长期革命运动理论和经验息息相关。辛亥革命后，国民党政治活动的表现不能尽如人意，孙文让位袁世凯、二次革命及护法运动亦不能引人同情，都是明显例证，也是稍后国民党改组的背景。国民党的一党政治理论，可说发端于1905年同盟会组成之始，坚定于1914年中华革命党成立之际，成熟于1924年国民党改组之时，而确立于1928年国民政府训政体制的实行。依据孙文晚年的主张，国民党在获得全国政权之后，要通过先一党后多党制的方式，由训政向宪政过渡，1924年国民党改组，正式确立了党治国家的模式。于是，1928年北伐统一之后，国民党继承了孙文的遗训，奉行“以党治国”的政治观念。
　　1920年代，中国政治寻求变化，从自由主义代议政治，走向政党操控的一党政治，[17]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来自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以俄为师”，直接的影响是政党由政见认同的议会党，变成意识形态认同的革命政党，也就是说国民党、共产党两党都不例外的成为宽严不一的列宁式政党。[18]1928年，当国民党跃升为政治舞台的主角，政府的存在是为执行党制定的政策时，“党国”时代便正式来临。
　　国民政府作为一个党国，除了把党徽嵌入国徽，把党歌当作国歌的政治符号外，1928年开始的党国体制，有几个可注意的地方：首先，国民政府以党治国的基本原则，是一党专政，党在国上。这在“训政纲领”（1928年）和“训政时期约法”（1931年）中的具体呈现是：中国国民党是唯一合法政党，代替人民行使国家政权，中央政府由国民党中央产生，国民政府对国民党中央负责，国家重要事务由国民党中央决定、指导与监督，国家根本法及其它重要法律由国民党中央制订、修正和解释，归纳起来就是：国民政府法由党定，权由党来，行受党督。就制度面说，一切立法原则、施政大计，皆源于党内，成熟于中央政治会议，然后交国民政府执行。
　　其次，在党政关系上，中央与地方有“以党统政”和“党政并行”的不同。中央党政关系指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的关系。理论上，训政时期国民党总揽政权，为政纲、政策发源地，国民政府实行治权以执行政策。具体言之，即由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1935年改为“中央政治委员会”简称“中政会”）对国民政府进行政治指导。1924年7月，孙文在世时成立的中政会，原类似俄共的中央政治局，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下属机构，专负政治任务，后来与负责党务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常会）、负责军事的军事委员会（军委会）鼎足而三，地位还不特别凸出明显。迨北伐统一告成，1928年8月国民党宣布实行训政始，到抗战前近十年的南京政府，为了打通党政关系，中政会由一般意义的政治指导机关跃升成为中央政治权力的源头，政府的施政得向党负责，但它又不属于政府机关。依照胡汉民的说法，“政治会议实际上总握训政时期一切根本方针之决定权，为党与政府唯一之连锁。”[19]中政会的组织与权限前后虽有修正，但基本性质始终不变。概括的说，这时期中政会虽不直接发布命令，处理政务，但俨然有如准国家政权机构，拥有除司法审判之外的各种政府职能，如制订法律、决定大政方针、任命官吏、产生政府等，权力之大，近似“太上政府”。[20]但论诸实际，又不直接发布命令、处理政务，根本职能只有一个：通过中政会对国民政府的指导监督，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党政合一，确保国民党一党之治的顺利进行。这样与俄共（布）政治局，显然又有相当的不同。[21]
　　或谓国民政府在大陆统治之失败，出在党政结构呈现倒金字塔型，只重上层不重下层的问题上。这直接涉及到党国体制下的地方党政关系。依照孙文的想法，以党治国是以党义治国，故而在训政时期中央“党义领政”而非“党权凌政”的制度设计下，地方的党政关系是：地方政治由地方政府掌理，党治在地方只是间接又虚拟。这一想法也由胡汉民、蒋介石加以继承，显示的是整个党指导监督整个政府，而不是横断的以各级党部节节干涉、事事吹求的指导监督同级政府。[22]具体的作法是“党政分工”、“党政分治”，“政的工作是由党交给政府去做的；教的工作，领导人民、训练人民，是必须由党自己做的。政教分工而合成党治，事实上党部绝对不会同政府的事权冲突。”[23]事实未必尽然。1928年，国民党执政，地方党、政分治的制衡体制确定，8月11日，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通过“各级党部与同级政府关系临时办法案”规定：“凡各级党部对于同级政府之举措认为有不合时，得报告上级党部，由上级党部请政府依法查办。各级政府对于同级党部之举措有认为不满意时，亦得报告上级政府，转咨其上级党部处理。”这一规定使地方党部和地方政府两条系统独立并行，相互制约。另外，1926年省“组织法”规定：“省政府于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省执行委员会指导监督之下受国民政府之命令管理全省政务。”1927年7月修正时，“省执行委员会”被删除。同年10月再修正时又删除“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导监督之下”，代之以“依中国国民党党义”。1930年又将“依中国国民党党义”改为“依国民政府建国大纲”。结果不仅省党部与省政府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就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也不能向地方政府发号施令，而必须透过中政会和国民政府实行间接指导。[24]理论上，党治最早受俄共的启发，后来又有法西斯的影响，但国民党人又雅不愿对“一党专政体制”全面接受，故接受“党治的政府”，否认“党政府”，标榜“民有、民治、民享”（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否定了“党有、党治、党享”（of the Party, by the Party, for the Party），却实行“民有、党治、民享”（of the People, by the Party, for the people）[25]这种混杂着美式民主理想、俄式政治理念，具中国特色的党国体制。这样，在实际运作上，便不免与理想产生落差。
　　从党政关系人事观察，中政会委员兼国民政府委员的人数比例如次：
　　表一：中委会委员兼国民政府委员人数表（1928-1937）
　　时间：国府委员；中政会委员兼具国府委员者/中政会委员总人数；中政会委员兼国府委员占国府委员数百分比

　　1928年10月-1929年：17；16/17；94
　　1929年3月-1930年11月：19；15/19；79
　　1931年1月-1931年12月：42；31/40；74
　　1932年1月-1935年10月：47；31/36；86
　　1936年1月-1937年7月：41；14/29；34
　　资料来源：王正华，〈南京时期国民政府的中央政制，1927-1937〉（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系研究部博士论文，1997）。
　　据表一显示，中政会委员兼国府委员人数在1935年之前，平均占国府委员总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示中央层次党政合一，以党领政，关系十分密切。但在地方情形截然不同，地方党委以不兼任地方行政职务为原则。以1934年各省市党政人事为例，二十五省市中，苏、皖、鄂、川、闽、豫、冀、晋、陕、青、津均无党委兼职，其它省市党委兼政府委员的比例亦低，而党政首长互相兼职的状况，多发生在中央权力难及的地方实力派控制区域，甚至党中央派赴地方的党务人员和党部频遭压迫，地方势力裂土为主，除了妥协之外，党在地方几难立足，更毋论发展。[26]中央与地方两相比较，从组织与权力看，是否正意味着“打江山能坐江山”与“打江山不能坐江山”之别，地方党、政自成系统，双轨并行，纠纷不断，党组织在地方少权力、无威望，不能生根，地位弱化。这又与俄共、中共党治，自上而下贯澈到底，党凌驾政府，党通过党员和组织对政治资源全面垄断，党委书记成为地方政治的主宰者，判然不同。严格的说，国民党的党国模式只见诸上层，没有深入下层。
　　另外，战时党国体制有党、政、军一体化的走向。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中央以军事为中心的高度集权化，地方以党政联合强化党政军的一元化领导，成了战时体制的明显倾向。不论临时措施或制度调整，其时都有历史连续性的足迹可循。首先是蒋介石领袖地位的确立，是代表他作为孙文党总理之后的合法继承人。1938年4月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依新修订的党章第五章，推定蒋为党的“总裁”，对国民党中执会决策，拥有最后决定权。蒋认为这将有助于抗战，在“日记”中说：
　　为党国奋斗三十年，至今方得全党之认识，本党动摇已十有五年，至今方得稳定，其为不幸之幸乎。[27]
　　在军权部分，抗战开始后，国民党中央即授予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党政军指挥权。1937年8月12日，国防最高会议及党政联席会议决定以蒋为陆海空军总司令，以军委会为最高统帅部。1932年成立的军委会此时职权范围扩大，委员长的职权大幅增加，委员长侍从室划分三处，分掌军事乃至政治、党务、调查特务、地方政府等业务，有如国民政府中的小内阁，又俨然似清代的军机处。这是这时期国民政府被视为“军权”凌驾“党权”、“政权”，蒋介石被视为“军事独裁者”的原因。[28]1943年8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逝世，9月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把国家虚位元首改为实任的国家领袖，使继任国府主席的蒋介石正式成为国家元首、陆海空军大元帅，不仅拥有对政府五院最高行政长官实际任免权，且有对政府法律命令的公布生效权，但无国会的制约。此固非“因人设事”，但不免予人“法无定规、权从人转”的印象。
　　其次，战时较引人注意的制度变更，是国防最高委员会取代了中政会的角色。国防最高委员会是由国防会议（1936年研议）、国防委员会（1937年3月）、国防最高会议（1937年8月）衍化来的。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改组国防最高会议为国防最高委员会，作为统一战时党政军之指挥，并代行中央政治会议之职权。从法理上说，国防最高委员会是战时党政军一元化的最高机构，统一指挥党中央所属各部会、国府五院及军委会所属各部会，且在内部设置中央设计局、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国民精神总动员委员会以具体实施其指挥权，同时国防最高委员会还拥有最高立法权，几乎可称为“抗战的总司令部”。（参见附图一）但在实际运作上，因国府政出多门，机构迭床架屋，导致国防最高委员会，于权力不能达于党、军，于会议不能决定大计，于发令不能统御全局。在战时党国体制下，突显的只是蒋介石的“领袖集权”，而不及于“行政集权”。[29]从国家统治权力看，战时的党国体制，军委会是权力中枢，侍从室成为权力核心，蒋是核心的核心，控制战时体制的运转，形成如附图二之结构。此时期蒋的权力达到高峰，几成“万物之首”，[30]不过他自己也警惕到该如何克制、如何运用。[31]
　　附图一：战时国民党中央组织系统图（1938年）
　　附图二：战时党国体制最高权力结构图
　　1938年4月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党政关系，定下了一个原则：中央采取以党统政的形态、省及特别市党部采取党政联系的形态；县采取党政融化，即融党于政的形态。[32]这个原则在中央“以党统政”没问题，在省市以下党政分离，取联系方法，党政似乎平分秋色。通常省主席兼省党部主委，有政府与省党部依例召开联席会议，共同参与省政，与战前省党部对省政府实行外部控制，事后监督，有所不同。但因战区司令长官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战时状况下省主席重军政轻党务，也更易于造成党部成为同级政府的附庸，“党政联系”变成了“以军统党”、“以政统党”的局面，“党国”似乎到了省级便告止步。至于县级“融党于政”，语义模糊，可确定的是并非取消党的基层组织，具体的作法是由县党部及民众团体组成地方自治筹备会代县参议会，决定县政府施政大计。该自治会成立后，县级以下党组织均对外秘密，但得通过“党团”之指导与监督从政党员，实行党的政纲和政策。即希望以党渗政，达到党治的目的。真正实行起来，因为两套权力班子的人马，往往捍格不融，县长、书记长常明争暗斗，权力纠纷丛出不穷。地方党务“空”、“穷”、“散”、“弱”，党机器到基层运转不灵。1945年国民党六届大会时，秘书长吴铁城不得不承认，整个抗战时期地方党政关系“貌合神离”，党在政府中未能尽“发动机”的作用，政府在党中也未能扮演“工作机”的角色。[33]下层工作的不足，基层无组织，一直是国民党党国体制的重大弱点。
　　1920年代获得政权的国民党，她们自视为“革命政党”，企图要重建中国为近代国家，采取革命的现代化方式，一方面要重塑“新国民”，推动文化与生活的“党化”，从教育、思想言论、出版、电影下手，“党义”的普及，成为由宣传到动员的手段；透过“革命道德”的宣扬，藉“新生活运动”与社会纪律化、军事化相连结。国民党无意把中国人变成俄国佬，但的确想把“散沙”拌成“混凝土”。[34]另一方面，党国体制从起始就不是国民党政治改造最后目标；立即实行英美式的政党政治，也不认为可行，但却是未曾放弃的中国政治远景。问题是过去几十年以欧美政党政治为体，以俄列宁式政党为用的国民党，在何时才能体用合一、转型成功。
　　四、两个“党国”：何去何从？
　　1. 稍纵即逝的转型契机
　　国民党的党国体制推动的是一种“保育”政治，[35]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目标是重建中国。列宁式政党的政治控制基本上是不可挑战的，但这并不是说光靠自己就能完成建国、治国的任务。自我的期许和外在的挑战，是政治转型的要件。从孙文开始，军政、训政、宪政建国程序三阶段论，表明国民党起始即未打算永久一党统治，孙文、蒋介石都宣示民主宪政是最终目标。不过要执政党拱手让出既得政权是不能想象的事，因此往政党政治之路，迂回曲折，亦属必然。“孙文中国”为党国模式起头，“蒋介石中国”着手实行党国政治，“毛泽东中国”则为中国缔造了一个名符其实的党国。
　　1928-1945年，蒋介石主持下的国民政府，曾在党国体系下为民主政治打开一扇小窗。30年代国民党曾在召开国民大会、起草宪法上，下过功夫，可惜因战乱未能出胎；战前国民政府在经济、实业、交通及国防等方面，的确有相当程度的成就，一部分的原因是“借才于党外”，翁文灏、蒋廷黻、何廉等，不同立场、党派的人能在不同领域作出贡献，对党治的局限性有所突破，到了抗战时期更为显著。[36]权力的适度集中和指挥的统一，对于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和政权都属必要，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采取一元化的领导有其合理性，然如果能同时集思广益发展其民主的成分，厚植民治的基础，也是有其进步意义。七七抗日战争发生后，国民政府开放党禁，允许党外报刊的出版，勉强的民主比不民主好；1938年7月6日，战时中央“准民意机关”—国民参政会开议，到1947年撤消止，前后九年，历四届十三次大会，提出建议案2600余件。国民参政会只是一个咨询机关，但作为一个议政的讲坛，在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党国体制下，非国民党人可以批评时政、进行质询、提出议案、宣传政见，固然体现政党合作的一面，也提供了反国民党势力、反一党专制的斗争平台。在野的共产党人认其具有走向真正民主化初阶的价值，青年党人视之为战时民主宪政运动的摇篮，[37]可见有其可肯定的一面。同样的，在地方省市临时参议会、县参议会，均在1939年后陆续成立，可作为地方民意机构的雏型。县以下乡镇民代表会和保民大会，也有初步的规划和尝试，略具地方自治的型胎。[38]这些是与一般战时集权制度相撷抗的措施，虽只能称是有限度的民主化，但仍应视为中国近代党国体制逐步转型为民主政治的尝试。
　　从实行西方式的政党政治言，1945-1949年是近代中国政治的另一次转折。战时中国不是只有军事活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都产生深刻的变迁。影响战后政治变化的因素至少有四：一、执政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因为战争而精疲力尽，复元和走回正轨都非易事；二、原有在野的政治对抗力量（中共）由侏儒变成带武装的巨人，形成对执政者的重大挑战，而在走向宪政的同时，内战的烽火已随之燃起，且战且走，边制宪边戡乱的道路，十分崎岖；三、新社会力、政治力的集结（如民盟、第三势力、学生、知识分子），要求分享国家权力和资源，该如何应付，千头万绪；四、战时宪政参与运动的胃口被养大了，一党治国下的政治权力该如何重新分配、如何转型是另一重大考验。战后在表面上，由一党专政走向民主政治，是各党派的共同要求，但涉及权力实质的分配，就复杂得多。1945年，国共双十会谈，蒋介石、毛泽东对国民大会的召开，并未取得共识。1946年，由多党派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取内阁制又偏离五权宪法精神的政治制度，非国民党所喜。同一年11月召开制宪国民大会，制订一个近于内阁制的宪法，准备行宪，但中共指称主其事的国民大会为“一党包办”的国大而加以杯葛，同时开始以武力争夺政权，此后的行动，在在显示她们对宪政已无兴趣。[39]这时期仍具革命政党性格的国民党，由训政走向宪政，实际上是执政者把权力基础由一党独裁换妆为民主形式而已。孙文所谓的“还政于民”，这时是政权让给选民，治权仍由国民党保持之意。这说明政党的性质如不改变，政治的转型便可能换汤不换药。1947年12月25日，中华民国宪法开始实行，次年3月召开行宪国民大会，选出蒋中正为总统，李宗仁为副总统。无论如何，这是对训政的超越，是实行民主政治的契机。然而国大同时又在4月18日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固有其现实情势的需要和苦衷，但在实质上解除了非常时期宪法对总统权力的限制，使行宪后的中华民国政府依然走上领袖独尊、一党独大的局面。也就是说“党”仍在宪法、国家之上，真正的政治民主转型又告落空。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以无产阶级的党专政；中华民国政府则撤退来台，于是隔海对峙下的两个“党国”遂告形成。
2. 两个“党国”的走向
　　1949年10月1日，中共建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10月8日，国民党主政的中华民国政府迁都台北。两党的共同历史经验是：他们都以俄为师，受苏联政治体制的影响，只是中共实行的是强势全面的党国体制，国民党实行的是弱势过渡性的党国体制。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苏联扶植下成立，先与国民党合作下成长，然后与国民党争夺天下。1927年以后中共逐渐形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建立自己的武装与政权，至少在1930年代的江西时期，他们在农村已学得国家与社会一体化，党一元化的领导体制；到40年代延安时期，更能深刻运用了以党领政、以党领军、以党领群的列宁主义党一元化领导技巧与原则。[40]也就是说，1950年代之后毛泽东的党国体制，是建立在过去政治经验的基础上。
　　有人说国、共两党好像“难兄难弟”，指的是政治体制都袭取苏联经验。50年代之前，国民党一党独裁、一元化的政治体系、意识形态控制、军特警的运用、国家控制下的经济，政治与日常生活的党化与军事化，与50年代之后中共的政治走向，初无二致。50年代，中共“一边倒”，尊苏联为“老大哥”，声称“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41]对苏联政治模式固有全盘照搬，也有创新和超越。1950年以后储安平称中共“党天下”，其实由来有自。第一、毛泽东树立至高无上的权威，他是中国的列宁、史大林，也像中国历代的开国皇帝。[42]他是念通了中国古书的读书人，懂军事、有权谋，能把马列主义中国化，进而形成一套“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共的意识形态。毛泽东思想实即为马列主义的中国化，实际上是儒家化和农民化。儒家化实现了由知识中心向道德中心之转化及破除反传统心态；农民化则是在儒家化的同时，把农民视为无产者，把农民战争经验和农民文化系统纳入马列主义中。这样适合国情，又能打动几亿农民心头的新意识形态就成了“新中国”社会的基础。实则毛泽东在1935年遵义会议中取得共党最高权力，1938年斗垮国际派王明（陈绍禹）之后，已被共产党人和边区民众推为“人民大救星”的“圣王”。他重写党史，奠定正统地位；1943年复取得党、政、军的最后决定权，毛思想定于一尊，1945年列入党章。同时，毛个人崇拜形成，权位再无人能挑战。他在1976年去世之前，倡导不断革命论，以群众路线巩固党组织和地位（包括文化大革命），以群众运动打倒敌人，替走向社会主义为目标的人民共和国，缔造了长期不易消失的党国体制。第二、中共党国的组织形态呈金字塔型。在一个政党（共产党）、一个领袖（毛泽东）、一个主义（马列主义+毛思想）下，建立了一个国民党所难予企及的社会基层：下层党员分布在社会底层，原则上每一乡里、工厂、机关均有党组织作为党的细胞。为了党国的一元化，各级党委书记掌握法律审批和人事黜陟权，得以控制其它成员。[43]运用政治运动和党组织及“党团”纪律，充分控制党外组织与人事，亦即单位党委往往可以控制全单位与个人的生活数据与思想活动。而各级行政组织、军事、政权均掌握在同级党委书记的领导手中，大有“以党代政”的意味。1950年代城市开始实行单位制，每个人均隶属于一个“单位”。“单位”取代了传统家族和社会组织，成为强而有力的党和国家的代理者，是整个党国政策的最终落实者，又是整个政治体系的支撑者和资源的最后分配者，党控制人在单位间的流动，国家因此充分控制了个人，于是党国体制下的“鸟笼社会”、“单位中国”于焉形成。[44]。第三、党在国之上，党指挥枪，这是1940年代中共党组织学习列宁式政党确立下来的原则。中共建国后，党一元化领导扩及全国，毛泽东以党主席身份出任最高民意、行政、军事机构的负责人，更透过机构背后的党组织，操控国家机器运作。在中央，毛又从史大林的俄国引入立法、行政、司法和军事合一的政府体制，并实行党组制度、党管人事制度、党内关于逮捕、审判的审批权及国家计划委员会制度，充分确立党一元化领导体制。中央与地方关系上，毛透过早在30年代即已实行的肃反、整风、审干等整党技巧，建立基层结构；以意识形态控制思想，削弱地方财政，更不允许地方凌驾中央；从制服1954年的高岗、饶漱石叛党事件，到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透过阶级斗争、利用政治（群众）运动清理分离势力，以整风改造干部，永远保持党国体制一元化的有效运作。国、共两党比较之下，那么只学取列宁式政党半套组党方式的国民党，[45]不论在党一元化体制的力道、党意识形态的魅力、党基层组织的规模与稳固性，或领导者的权力与神圣性，在政治的运作中均显现其弱势党国体制的一面。这可能是1949年国、共两党角力胜负的关键因素之一，也可能是1980年代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能顺利走上政党政治的一个重要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