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死刑的适用


死刑，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古老的刑罚，也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最严厉的刑罚。当今世界有些国家废除了死刑，有些国家仍保留着死刑。我国从目前的政治、经济实际出发，在现行刑法中保留着死刑，同时规定了特殊的死刑缓期执行制度。因此，认真研究适用死刑和适用死缓的依据和标准，严格划清死刑和死缓的界限，坚决贯彻"少杀、慎杀"政策是我国当前极为重要的课题。
1、正确评价死刑功能，制定正确的死刑政策
如何评价死刑的存在价值?如何评价国家适用死刑同犯罪作斗争的功能?是取决于一个国家刑事政策的基础和前提。

18世纪前，没有人对死刑的效用提出过质疑。随着近代资产阶级人权观念的兴起与普及，人的自身价值的发现与苏醒，产生了抨击死刑的思想与理论。特别是1764年，意大利刑法学者切查列·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首次在理论上系统地论证了死刑的不人道性、残酷性与不必要性之后，由此揭开了死刑存废之争的序幕。死刑存置论者认为，死刑是伦理正义的必然要求，可以达到一劳水逸的除害效果，具有最大的威慑作用；死刑废除论者则主要认为，废除死刑是教育刑论的必然产物，是纠正死刑存置缺陷的实践依据，符合刑罚发展的最终目标①。两种思潮截然不同的。

笔者认为，死刑之所以能够产生、发展并盛行数千年历史(至今大多数国家刑法中还保留死刑)，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死刑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也说明了死刑在惩罚与预防犯罪中具有特殊功能。从特殊预防的角度看，犯罪分子被判处死刑并交付执行之后，犯罪分子有生命的个体便从社会上永远消失，从生死观意义上讲，人都具有趋利避害、向乐避苦的本质和求生本能，刑罚的严厉程度，迫使犯罪分子不得不考虑犯罪的代价，一般心理正常的人是不会以生命为赌注而进行犯罪的。从一般预防的角度看，同其他刑种一样，死刑的一般预防作用的实现也是建立在死刑的威胁作用基础之上的。故死刑理应具有最强烈的威胁效果。
恰当评价死刑功能，是正确适用死刑的关键。笔者认为，既不能否认死刑的功能，也不能过高评价死刑的功能。有的学者认为："刑罚的威慑效果，一般来说，是同刑罚的严厉性呈正比例关系的，即刑罚越严厉，其威慑力便强烈；刑罚越宽缓，其威慑力便越弱。因此推知，死刑应当具有最强烈的威慑效果"①。这种观点，从逻辑推理上来讲是无可非议的，但对于预防犯罪这样复杂的社会问题，绝不是一个单纯的严厉刑种可以解决的。从1983年我国实行"严打"以来的实践验证，十多年来不断增设死刑罪名，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数量大幅度增加，并没有起到"刑罚越严厉，其威慑力便越强烈"的效果，对于遏制严重犯罪更没有出现"同刑罚的严厉性呈正比例关系"的效果。所以，我们决不能得出这样一种结论，杀人越多，威慑力越大，犯罪也就会越少。犯罪这种社会现象，是社会综合病态的一种反映，必须从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等诸方面齐抓共管、综合治理，才能有效地预防犯罪。我国传统法文化中的"乱世用重典"思想极深，有的人甚至把这种思想推崇到"平世也用重典"的极端，导致我国死刑立法膨胀，居高不下。我国1997年10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97《刑法》)的413个罪名中，已规定多达七十个死刑罪名"。如果再不走出评价死刑万能的误区，就不能正确掌握适用死刑的标准，制定正确的刑事政策。
死刑政策是限制死刑的灵魂、统帅，有什么样的死刑政策即有什么样的死刑立法，从而产生为其所用的死刑司法。

我国学者对死刑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我国现阶段的死刑政策是什么，一是目前和在今后一个时期内我们应当确立什么样的死刑政策。对现阶段的死刑政策，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是"保留死刑，但严格限制死刑，坚持少杀、慎杀。②"近来，学者通过对79年刑法典颁布施行以后大量补充死刑立法进行研究后认为，我国的现行死刑政策已由"限制死刑"向"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注重适用死刑"的转变，具体标志是：(一)严重刑事犯罪中的死刑罪名不断增多；(二)严重刑事犯罪的死刑适用标准有所降低；(三)严重刑事犯罪的死刑适用人数比以前增多；(四)国家一直强调对严重刑事犯罪进行严惩，而严惩就有多判一些死刑的含义③。更有学者认为，我国现行的刑事立法奉行的是"祟尚死刑，扩大死刑"的指导思想，因而，现阶段的死刑政策应表述为"强化死刑。④"对我国今后应确立什么样的死刑政策，还要不要树立"少杀、慎杀"的指导思想，意见虽不一致，但多数学者认为，我国79年刑法典所确立的"限制死刑、少杀、慎杀"的政策既符合当时的立法实际，亦与国际社会限制死刑的潮流一致。实践证明，增设死刑并不足以抑制高犯罪率，也不足以遏制重大暴力恶性犯罪案件的上升。因此，应当对我国一度强化死刑的政策进行反思。重新确立"少杀、慎杀"的指导思想，回到"限制死刑"的政策上来。

我国在刑事立法上是限制死刑的。虽然97刑法的修订在死刑罪名数量上，与原刑法相比(包括79年刑法和以后的补充、修改决定在内)没有明显的减少，但在死刑适用对象上(如删除了未满18周岁的犯罪分子可以判处死缓的规定)和死刑适用条件和标准上作了重大的修改。特别对过去适用死刑特别多的一些罪名，如抢劫、盗窃、强奸、故意伤害(重伤)等罪名的适用条件上，取消了弹性情节，限制了适用范围，科学地规定了可以判处死刑的标准。这样实际适用死刑的人数将会明显减少，这是限制死刑的立法上的一大进步。

贯彻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关键在于转变执法者的观念。这里需要提醒执法者们："历史和统计学非常清楚的证明，……利用刑罚来感化或恫吓世界从来就没有成功过。"
2、严格掌握死刑标准，坚持慎杀
(一)严格掌握"罪行极其严重"的标准，坚持慎杀标准
究竟如何理解和掌握"罪行极其严重"这个死刑法定标准，笔者认为要抓住以下要点：

1、"罪行极其严重"是适用死刑的宏观标准，任何被适用死刑的犯罪分子，都必须根据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从犯罪性质、情节、危害后果、主观恶性等综合考察，均达到"极其严重"的程度，才符合适
用死刑的标准。

2、"罪行极其严重"在分则死刑条款中规定的"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致人重伤、死刑或者公私财产重大损失的"，"情节特别严重的"，"手段特别恶劣的"，"数额特别巨大的"等等，就是"罪行特别严重"的具体表现。只要我们在抽象概括的标准指导下，结合分则条文的具体规定，就能界定具体案件的犯罪分子是否符合"罪行极其严重"的标准。

3、"罪行极其严重"是区分死刑与非死刑刑罚的界限标准。凡是不符合"罪行特别严重"标准的犯罪分子，便不属于适用死刑的对象(包括死缓)。所谓罪行极其严重，是指犯罪的性质和危害后果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或特别严重。具体而言，可从以下三方面去把握：(1)犯罪性质特别严重，即从整体上看是具有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的故意实施的重罪。刑法只对特别严重的犯罪如故意杀人罪、放火罪、抢劫罪、绑架罪等才在法定刑中规定有死刑。如果犯罪的性质不特别严重，即使造成了特别严重的后果或者情节特别恶劣，都不能认为是罪行极其严重。(2)危害后果特别严重，即客观上导致多人死亡、重伤、财产损失巨大或者其他特别严重的后果。性质特别严重的犯罪，并不一定都是危害后果特别严重，对这类犯罪，法律往往列举危害特别严重的具体后果作为可以适用死刑的条件。例如，在抢劫罪中，刑法规定"抢劫数额巨大的"、"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等，就属于这种情况。(3)情节特别恶劣或特别严重，即犯罪的手段特别残忍、在犯罪中起最主要的作用、具有卑劣的犯罪目的或者其他特别恶劣或特别严重的情节。性质特别严重的犯罪，也不是都具有特别恶劣的情节，法律往往列举特别恶劣的具体情节作为这类犯罪可以适用死刑的条件。例如，在故意伤害罪中，刑法规定："以特别残忍的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废的"；在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中，刑法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集团的首要分子"等均属于这种情况。性质特别严重的犯罪，根据具体情况，造成了特别严重的后果(如绑架罪致被绑架人死亡)或者具有多种特别严重情节(如数额特别巨大的)，才应当视为罪行极其严重。总之，评价罪行是否极其严重，不能只从客观危害上看，还应结合主观恶性上看，根据犯罪性质和案件的具体情况综合加以认定，才可能作出正确的结论。
(二)精心区分适用死刑的情节，坚持慎杀

分则条文中适用死刑罪名时，均从该种犯罪的性质和特点出发，规定了该种犯罪达到"罪行特别严重"程度所表现的具体情节，这也就是"罪行特别严重"的具体化。
根据对现行刑法中70个死刑罪名的立法统计，其死刑适用情节有以下四种：

第一种：规定一种适用情节。据统计在70个死刑罪名中，有背叛国家罪、集资诈骗罪等46个罪名只规定了适用一种情节，占死刑罪名的65。7％。其中，规定为"情节特别严重的"或适用"情节特别严重"的21个；"对国家和人民利益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7个；"造成严重后果的"4个；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4个；"致使战斗、战役遭受重大损失的4个；"情节严重"或实为"情节严重"3个；数额持别巨大的，情节特别严重，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1个；"数额特别重大，情节特别严重，严重破坏经济秩序的"1个；"投降后为敌人效劳的"1个。

第二种：规定两种适用情节。据统计在70个死刑罪名中。有生产、销售假药罪等8个罪名，占死刑罪名总数的11。4％。其中规定为"致人死亡或者对人体健康造成特别严重危害的"2个；"情节严重或盗窃、抢夺国家机关、军警人员、民兵枪支、弹药、爆炸物的"1个；"致人死亡或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1个；"致被绑架人死亡或杀害被绑架人"1个；"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或盗窃珍贵文物、情节严重的"1个；"驾驶航空器、舰船叛逃或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1个；"出卖、转让大员武器装备或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1个。

第三种：规定多种适用情节。据统计在70个死刑罪名中，有强奸罪、抢劫罪等14个罪名是规定三种以上多至八种适用情节的，占死刑罪名的20％。其中：规定为"使人重伤、死亡或使公私财遭受重大损失的"5个；"致人重伤、死亡或致使航空器遭受严重破坏的"1个；"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或数额持别巨大或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1个；"致入重伤、死亡或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1个；"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和盗掘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的"2个；五种适用的情节有强奸罪等3个；有八种适用情节的有抢劫罪1个。

第四种：没有规定具体适用情节。据统计在70个死刑罪名中，有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军事秘密罪，两个罪名占死刑罪名的2。9％。

适用死刑的情节，是该种犯罪中最严重、最恶劣、危害最大的情节，绝不能任意穿凿，无限上纲。情节中有单一情节、并列情节、选择情节之分，其中并列者必须是并列情节同时具备，缺一不可；选择者只要具备选择情节之一即可适用死刑。

死刑罪名中的法定刑立法方式，现行刑法较之79年刑法，已有较大的改革，不仅增设绝对法定刑的形式，而且对相对法定刑的幅度，也作了一些调整，70个死刑罪名的法定刑方式有以下四种：

1、规定为"可以判处死刑"、"处死刑"的绝对确定法定刑的有15个罪名，占死刑罪名的21。4％。这其中，"处死刑"的有如情节特别严重的暴动越狱罪，贪污罪等7个罪名；"可以判处死刑的"有如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背叛国家罪、分裂国家罪等8个罪名。在适用这种"必处死刑"或"得处死刑"的绝对法定刑时，必须慎之又慎，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不要轻易把犯罪分子归入这个量刑幅度内。

2、规定为"处无期徒刑或死刑"的相对确定法定刑的有19个罪名，占死刑罪名的27。1％。这种死刑法定刑的特点是，死刑并非唯一刑罚，而是一种死刑选择刑，只不过是选择范围较小，只能在无期徒刑、死刑两种刑种之间选择。如数额巨大并给国家、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集资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情节特别严重的传授犯罪方法罪等。
论保护老人的合法权益

李冬梅


　　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力、精力逐渐出现衰退，成为社会人群的相对弱者。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加快，传统的孝道伦理，要求子女赡养年老父母的观念逐渐在弱化，几代同堂的家庭更是越来越少。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使得子女与父母分开，破坏了老年人传统上可以依赖终生的照顾网络。随着个人主义和“西方”价值观的影响，孝道伦理本身也在经历变化。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就显得非常必要。
　　保护老人的合法权益，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宪法原则。宪法第4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婚姻法除将保护老人合法权益列为基本原则外，还在相关条款中作出了具体详尽的规定：1、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2、父母有继承子女遗产的权利且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3、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对于子女已经死亡或无力赡养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有赡养的义务。4、子女应当尊重父母的婚姻权利，不得干涉父母再婚以及婚后的生活。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不因父母的婚姻关系变化而终止。5、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6、对拒不执行赡养费、探望子女判决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强制执行。
　　为了切实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1996年8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人年权益保障法》，1996年10月1日起施行。共六章五十条，从五个方面对老年人权益实行特别保护，具体包括：1、人身自由权。这是行使其他权利的前提和基础。2、接受家庭赡养和扶助权。该法规定老年人养老主要依靠家庭。家庭成员应当关心和照料老人。对老年人的赡养和扶助包括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精神上慰藉。3、房屋居住权。该法规定：“赡养人应当妥善安排老年人的住房，不得强迫老年人迁居条件低劣的房屋。老年人自有的或者承租的住房，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不得侵占，不得擅自改变产权关系或者租赁关系。”4、婚姻自由权。该法规定“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不得干涉老年人离婚、再婚以及婚后的生活。”“赡养人的赡养义务不因老年人的婚姻关系变化而消除。”5、社会保障权。该法在第三章通篇规定了老年人的社会保障事宜，内容涵盖：养老保险、医疗保障、社会福利、社区服务、社会求助以及对老年人的法律援助等。第39条还明文规定：“老年人因其合法权益受侵害提起诉讼交纳诉讼费确有困难的，可以缓交、减交或者免交；需要获得律师帮助，但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可以获得法律援助。”
　　如何进一步做好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将老年人享有的合法权益落到实处，要增强做好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继续加大对《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涉老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不断提高全社会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自觉性；扩大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覆盖范围，确保老年人的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和医疗待遇的落实；在农村尽快普及社会养老保险和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将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与加快基层社区建设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在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中的作用；更多地为老年人办实事、办好事，确保老年人共享经济和社会发展成果。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落实：
一、老年人受赡养扶助权要得到较好落实。为落实好老年人受赡养扶助的权利，要积极倡导赡养人之间就履行赡养义务签订协议，明确约定赡养的具体内容和标准，由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赡养人所在组织监督协议的履行，可以大大减少赡养纠纷的发生，效果通常都比较好。对于已经形成的赡养纠纷，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人民法院等有关组织，首先要认真做好调解工作，化解矛盾，确保老年人受赡养权得到落实。
二、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要尽快建立和完善。在城镇，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已基本建立。在农村，有些地方实行了社会养老保险和多种形式的退养、补贴制度，一些农村老年人已经开始领取养老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也普遍对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人和扶养人，或者赡养人和扶养人确无赡养能力或扶养能力的老年人实行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的“五保”供养制度。但是，养老金覆盖面还比较狭窄，尤其是在广大的农村，占全国老年人总人口比重相当大的农村老年人还没有充分享受到社会性质的养老保障制度的优越性，他们常常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所以，在农村普遍建立养老保障制度是今后一个时期我们的重要历史任务。
三、要推进老年医疗康复保险事业迅速发展。在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中，要对离退休人员实行了政策倾斜，对参保离退休人员的基本医疗保险费、个人账户的计入金额和个人负担医疗费比例都要给予照顾。
四、要不断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应当广泛开展大量适合老年人的群众性文化、体育、娱乐活动，为老年人到老年大学（学校）继续学习创造条件。老年图书报刊、影视、戏剧、文艺作品等也要日益丰富。开创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的空间，使他们能够发挥余热，为社会做出新的贡献。
五、要进一步加强老年人权益的司法保护力度和法律服务深度和广度。人民法院要加大对涉老案件的审判力度，实行“优先立案、优先审理、优先执行”的“三优先”制度，对较复杂和易反复的案件实行回访制度，对经济有困难的老年人实施司法救助，根据不同情况依法缓、减、免交诉讼费。各种法律服务机构也要针对老年人经济能力差、行动不便等不足，采取措施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援助服务。当前国家也正在研究制定有关法律援助的实施细则，可以多考虑作为援助对象的老年人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作出规定上。
　　综上所述，老年人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让老年人共享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的体现，是在新形势下，落实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国家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颁布和实施，为我国老年人维权工作奠定良好的法律基础，使我国亿万老年人的权益保障受到了法律有效的保护。有民意的关注和政府的支持，建立制度上的养老机制，就不再是空洞的愿景，而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惠及所有老年人的重要举措，让我国所有的老年人都能安享幸福的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