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分析农村土地承包案件纠纷

王胜宇　 钱贵


　　近年来，党中央尤其重视农民问题，强调确保农民的利益和促进农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并且近几年，随着中央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实施，农业税的免除和粮食补贴政策的出台，农民从土地上获得的收入显著增多，这也就导致了农民日益珍惜自己的土地，从而使在农村中对于土地的纠纷也大大增加。我国是农业大国，人口中的80%是农民，农民世代耕作，辛勤劳动，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法院在审理这种案件时处理方法方式是否得当对促进农村土地的合法、高效流转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所审理的这些案件中，既有对此类案件的成因、处理方法，采取的措施、有很深的感触和理性的分析，现对土地纠纷案件的类型、特点、成因、处理方法及对策作浅析如下。
　　一、当前土地纠纷案件主要类型
　　土地纠纷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承包合同履行纠纷。表现在：违法收回已经发包给农户的承包地；利用职权变更、解除土地承包合同；借调整之机随意提高承包费；强制收回农民承包地搞土地流转，假借少数服从多数强迫承包方放弃或者变更土地承包经营权而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等。(二)承包合同效力纠纷。涉及承包合同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以及无效合同的处理问题。　（三） 侵占土地使用权纠纷。往往在土地的使用过程中，因为土地都是大面积的，界限不是很明显，两农户之间在种植过程中回互相侵占，各不相让，从而提起诉讼，但是案件标的比较小，但处理起来比较麻烦。
　　二、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的成因
　　（一）因拖欠土地承包费引发土地纠纷。在已审结的土地承包纠纷中，起诉土地承包费纠纷的案件2件，在纠纷成因中占一定的比例。一是有的村民承包方不按照约定履行合同，不主动交纳承包金或故意拖欠承包金，导致村委会等经济集体组织提起诉讼，二是在村民把自己的土地转包后，次承包人不按约定缴纳承包费引起诉讼。（二）因土地承包合同不规范引起纠纷。主要表现在：有的承包土地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只有口头协议，或者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导致双方对承包合同内容认识不一致，从而发生纠纷；有的合同对承包土地的面积、地点、四周的土地界限的表述不明，从而产生纠纷；有的土地承包合同对承包期限约定不明，有的是对承包费用的约定不明因此产生纠纷。（三）侵害承包户土地经营使用权引起纠纷。一种是随着农村税的取消、粮食价格的上涨、粮食补贴政策的实施和城市务工环境的恶化，部分农民回流农村要求实际耕种人，而实际耕种人在利益面前不愿轻易交回承包土地，引发了一些纠纷。另一种是在承包合同履行过程中，新一届村委班子上任后，否认原合同的效力，私自变更合同条款或对标的物重新发包。因为前几年订立的合同，一般期限较长，承包费基数较低，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有的发包人以合同承包费不合理为由，单方决定提高承包费，或者单方终止合同，另行发包，侵害了承包户的合法权益，导致纠纷发生。(四)土地发包中发生的纠纷。《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节对土地承包的原则和程序作出了明确规定，但在实践中此类合同大多系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小组与承包户签订，不符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的村民代表的同意”的规定。在有的地方，村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不经民主议定便私自发包，有的甚至以明显的低价发包。该种情况下村民本来就有意见，一旦出现土地价格上涨或土地收益提高，就容易引发群体性矛盾和纠纷。还有的层层转包甚至一地多包，从中渔利而引发纠纷。
　　三、当前土地纠纷案件主要特点
　　（一）是诉讼主体多为村委会、村小组等集体经济组织与自然人，自然人与自然人之间的纠纷案件也占相当比例。有要求支付被告土地承包费或是解除承包合同收回土地，有村民要求村集体履行土地承包合同；另外还有是在土地转包后发生的承包费纠纷以及土地征用补偿费纠纷。（二）是起诉时间具有较强的季节性和规律性。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案件大多发生在每年的春季和冬季，究其原因，主要是农民大多在春播或是秋种时，因为对土地的使用权协商未果而诉之法院，而在其余时间由于农作物已经种植，故发生纠纷的概率较小。另外，村委班子换届之时也是土地纠纷案件多发时间。（三）纠纷的原因具有复杂性。近年来，农村土地纠纷之所以呈迅猛上升之势，有着深刻的社会及历史背景。首先，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效益的大幅提升，是土地纠纷增多的直接原因。土地作为最为稀缺且不可再生的资源，当今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依然很强，社会保障体系也仍未将农民容纳进去，因此，一旦丧失土地或土地权益受到侵害，他们将失去仅有的生活资料，其基本生存都将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另外，近几年我国对农业和农民问题的重视度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水平，对农业发展的支持也是空前的。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着重于让农民减负增收； 2005年中央一号文则立足于使农业强身健体。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增强了农民依法维权的意识，当遇到纠纷或者权益受到侵害时，他们不再姑息、避让，而是大胆地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四、解决土地纠纷的几点对策
　　面对如此多的土地纠纷案件，面对土地纠纷的上升态势，如何妥善审理这类案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很大的任务，我们逐渐摸索出了以下对策：（一）加强法制宣传，提高农民法律意识 。强化农村法制宣传工作，尤其是土地承包法的普及宣传，要让每一位农民了解该法的基本内容，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的原则和程序，以及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形式和要件。提高农民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教育村民自觉守法、护法，自觉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有效防止各种矛盾的产生，使土地纠纷案件消灭在萌芽状态。（二）以稳定承包合同为主。事实求是地解决发包方与承包方的合同关系，稳定承包合同主要指在合同承包期内，一方投资较大，即便是未按期如数交纳承包费，只要能采取补救措施的一般不应以解除为主。实事求是地解决纠纷，就是要从合同签订的时间、背景、税改前与税改后的不同情况全面把握，不能死板地硬扣合同条文。（三）公正及时地审理每一件案件。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对侵权事实清楚的及时受理，予以支持。要保护合法有效的合同，支持承包人依法经营土地，对违法破坏他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人，要依法给予制止和制载；对擅自毁约，终止合同的当事人要依法追究其责任，足额赔偿给相对人造成的损失。审理过程要强调速度，尽快审理，尽早将当事人从诉讼中解放出来，不误农活，保证生产。（四）加强诉讼调解，力促社会和谐。在处理过程中，要坚持调解主导诉讼，多做说服教育疏导工作，争取当事人在友好协商、平等谈判中共同寻求解决纠纷的方法。要充分发挥农村优秀传统文化的教化引导作用，利用当地政府及民调组织和老长辈、老党员、老干部的力量参与支持调解，以灵活有效的措施解决纠纷。
　　总之，审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应充分认识农村土地承包在我国经济制度中的重要地位，明确认识土地承包合同的性质及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把握处理该类纠纷总的原则即及时、快捷、稳妥，多用调解的方法进行深入细致的说理说法工作，这也是司法为民的具体体现，不应以法院的审判权代替或干涉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对已经成为事实的大范围的承包合同关系，一般不能因为其侵害了个别人的合法权益而因审理造成大范围的波动，从而影响全村或全乡镇的全局工作，对权益方可以采取判决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及进行赔偿的方式予以变通妥善处理。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 钱贵
【摘要】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复杂，容易激化。本文从综合治理、维护稳定的角度阐述社会管理的内涵、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化途径以及如何发挥法治在社会管理中的保障作用，目的在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转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更好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不断提高社会管理法治化水平。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关键词】社会管理 法治化 创新

2011年2月19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 指出：“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还不少”。要“正确把握国内外新形势、新变化、新特点，针对当前社会管理中的突出问题，着重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同年，党中央、国务院制定《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见》，提出当前要重点抓好完善社会管理格局、公共安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信息网络管理和思想道德建设等八方面工作。2012年11月8日，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
一、社会管理创新的内涵
（一）社会管理的概念、主要任务和范围
社会管理是指政府和社会组织对社会生活、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事业和社会观念等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过程。其主要任务是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和保持社会稳定。社会管理的范围包括城市、农村社会管理、网络虚拟社会管理、地下秘密社会管理，重点是基层社会的治理。社会管理既要着眼于当前社会矛盾的化解，又要着眼于对未来社会公正秩序的建构。就是说政府要有超前的意识、要有长远的眼光，事先做好各种制度的设计，不断完善各种规章制度。不能总是等到出问题了才“亡羊补牢”，不能总是用悲剧性的个案来推进法治进程。
（二）为什么要创新社会管理模式
1、当代中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复杂，局部地区，甚至矛盾激化，群体性事件多发，恶性案件频发，社会稳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云南孟连事件、贵州瓮安事件、湖北石首事件、甘肃陇南事件、三聚氰氨事件、安徽阜阳毒奶粉事件、被拆迁户自焚事件、富士康员工连续跳楼事件等，集中地暴露出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劳资纠纷、拆迁冲突接连不断，看病贵、房价高、就业难、农民工权益频受侵犯、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垄断行业暴利等成为社会热门话题。社会贫富悬殊持续加大，民生问题突出，社会心理趋向失衡。贫富差距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城乡收入差距较大，1978年为2.47:1； 2010年为3.33:1；2011年为3.23:1；2012年为3.13:1。
从国际上看，随着我国的和平崛起，综合国力大增，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国外反华势力散布“中国威胁论”，企图对我国实施遏制战略。美国战略重点转移到东亚。我国在东海、南海与邻国发生严重的岛屿争端，尤其是中日钓鱼岛，中菲黄岩岛之争持续发酵，一触即发。
2、现有社会管理模式不能完全适应形势发展需要，亟待创新。综治维稳的压力持续加大。各级政法机关、维稳职能部门长期处于疲劳作战状态，维稳的经费持续增加。许多地区公共安全的支出均超出社会保障与就业、教育、环保、科技创新的支出，甚至超过国防军费的开支。非国家的道德权威和精神力量正在不断增长。佛教、道教、基督教兴盛、教徒众多；法轮功等邪教组织还存在。
二、社会管理创新的方向是走法治化道路
（一）法治是人类社会最先进的社会治理模式
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人治向法治转变的过程，实行法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最佳选择。如《刑法修正案（八）》把醉酒驾驶机动车、拖欠农民工工资造成严重后果的规定为犯罪。2013年，被称为史上最严格的新道路交通规则的实施，国家加大驾考力度等等，有效地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切实保护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说明惩治酒驾、维护交通秩序、需要依靠法治；
（二）当代中国最大的社会管理创新就是实行法治
1、实行法治是我党治国理政观念的重大转变。在我党历史上，受左倾思想影响，出现过不少失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为了吸取十年文革的教训，邓小平同志非常重视民主法制建设，强调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并且提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十六字方针，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为我国的法治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97年，党的15大，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政治文明”；“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依法治国”已载入1999年的宪法修正案中。2000年，国务院做出《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2004年，国务院进一步提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实施纲要》，明确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党的17大，胡锦涛同志提出了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党的18大，胡锦涛同志强调三个“更加注重”：要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
2、在法治社会中，解决纠纷主要应当依靠法律手段
（1）多元化社会需要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目前解决纠纷有四个途径。①调解，请基层组织或者行政主管部门调解，包括社会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 ②行政复议，对于行政机关的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行政机关或者同级人民政府法制办申请复议。③仲裁，包括劳动仲裁、人事仲裁、经济仲裁；④司法诉讼，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法院依法进行裁判。
（2）社会矛盾激化、维稳成本高企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法治意识。多数社会成员缺乏法治观念，表现为部分党政官员不懂法、怕被行政问责，官僚主义严重、渎职滥用职权；一些民众不学法、不守法，不依法办事、不信仰法治，不依法表达诉求。有的上访者尝到甜头、成为专业户，认为“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司法缺乏应有的权威，出现“立案难”和“执行难”，个别法官仍然在办“关系案、人情案和金钱案”，司法不公导致群众不相信法律，不信任法官。
（3）在法治不彰的情况下，为了维稳，政府只好靠信访制度。信访制度有信息传达、政治参与和解决纠纷三大功能。群众找市长不找法院，上诉不如上访，上访不如上网。大量的矛盾纠纷涌向信访渠道，信访数量不断攀升，集体上访、重复上访、越级上访和赴京上访增幅大、人数多，规模大、持续时间长、行为激烈，给各级党委政府增加许多工作压力。实际上中央政府并不是万能的，没有地方政府的配合与支持，许多案件也无法得到圆满解决。信访案件最终得以解决的比例实际上也并不高。 2010年，北京破获的“安元鼎”黑保安公司案件中，竟有二十余家地方政府与该公司签有合作协议。个别驻京办扮演不光彩的角色，地方政府撇开正当的法治手段，依赖黑保安、黑监狱解决本地区的上访问题。上京接访、雇人截访，甚至送“劳教”。
（4）离开法治轨道的社会管理，必然会导致社会混乱和无序，最终会破坏法治建设的大目标，破坏社会的有序管理。对于涉法涉诉案件应该由人民法院把最后一关，各级党委政府应该摆正自己的位置，不该越位、错位，不要自找麻烦、自讨苦吃。应当鼓励民众到法院打官司，正确表达诉求，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对于生效法律文书，当事人不服的，向人民法院申诉。人民法院要坚持司法为民，改进司法工作作风，解决老百姓打官司难的问题，为困难群众提供法律援助，确保司法公正，让人民群众在每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三、发挥法治在社会管理中的保障作用
（一）科学民主立法，完善管理制度
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为社会管理提供良好的制度基础。 至2011年3月，以宪法为统帅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我们国家和社会各个方面总体上实现了有法可依，这是全体立法人长期努力的结果，今后还要不断修改和完善法律。实践是法律的基础，法律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必须完善立法规划，突出立法重点，坚持立、改、废并举，不断提高立法科学化、民主化水平，提高法律的针对性、及时性和系统性。要完善立法工作机制和程序，扩大民主有序参与，充分听取各个方面意见，使法律准确反映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更好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发挥立法的引导和推动作用。一要完善社会法立法。社会法一般指的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如，工会法、公益事业捐赠法、职业病防止法、安全生产法、社会保险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环境保护法、妇女权益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二要强化对重大社会潜在问题的监测和法律预警，积极完善金融秩序监管立法。三要加快网络信息管理立法，加强虚拟社会管理。我国现有网民达5.62亿人，网民普及率达到40% 多，超过了全球平均水平，中国现有500多万个网站。互联网用户中，80%属于18—35岁的青少年。互联网的信息自由推动了社会进步，有利于揭示事实真相。但也带来色情、赌博、诈骗、恶意人身攻击、诬告陷害等违法犯罪行为。因此，必须加强网络立法惩治虚拟社会犯罪。
（二）严格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
依法行政，就是指行政机关的一切权力的来源、运行及其监督都要有法有据。
这里的“法”主要是指行政法（行政组织法、行政行为法和行政监督法）。依法治国是依法行政的前提与基础，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和核心。依法行政有合法性、合理性、公正性和应急性四大基本原则。依法行政要求主体合格、内容合法、程序合法，实体与程序并重。
随着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立，“无法可依”的问题已解决。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 时有发生。依法行政是法治的关键环节和基本要求。行政机关担负着80%以上法律、法规的实施任务。要求政府依法办事、严格依法行政。政府不依法行政的后果是可怕的，会引起行政复议、诉讼、信访、上访，或者被纪检监察部门问责处理。它会破坏普通民众对法治的信仰，严重瓦解和破坏法治，导致社会非正式规则如（潜规则）横行，容易破坏社会秩序，导致公权力腐败，社会陷入恶性循环，最终导致社会崩溃。
监督行政机关、保护公民权益，主要依据以下七部法律：《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监察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三部法规：《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
法治政府是指各级行政机关按照依法行政的要求，在行政理念、行政体制、行政规范、行政决策、行政执法、行政监督等各个环节贯彻法治的原则。法治政府必须是守法、诚信、有效、有限、责任政府、民主政府和阳光透明政府。建设法治政府是社会管理的目标之一。
建设政府网站，推进信息公开，接受社会监督。除涉及国家、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外，政府的决策要向公众公开，行政执法的依据、程序和结果都要及时公布。信息公开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准确、及时。不搞“选择性公开”，对自己有利的就公开，对自己不利的就隐瞒，公布“三公”支出、公示官员财产，有利于加强行政监督，惩治腐败现象。
（三）确保公正司法，维护司法权威
1、司法是化解社会矛盾的最终环节。司法是法律调整的最终阶段，是保障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司法往往是在穷尽其他各种法制手段之后所能采用的最后一种手段、最后一道闸门。司法裁判具有终局性。司法机关做出的生效判决文书，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任何社会组织和个人都必须执行和遵守。
2、要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维护司法权威，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按照《宪法》第126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13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3、坚持司法为民和维护司法权威并不矛盾。司法为民是司法的宗旨，司法亲民、便民、利民是司法的应有姿态。但是，这并不等同于司法可以不要权威。我们既要强调司法为民，同时又必须注重维护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新形势下，检察院提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轻微案件实行刑事和解；法院构建“大调解”格局，为化解人民内部矛盾，鼓励调解结案，都不能违背法制原则，不能以牺牲公平正义为代价。
（四）提倡全民守法，确保法律实施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主权、依法治国三位一体。党带领我们制定宪法和法律，首先必须带头遵纪守法，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执政党依法执政、科学民主执政是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必须继续开展“六五”普法宣传，努力提高全民法律水平, 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党员干部要带头守法，执法人员不徇私枉法，公民个人要自觉守法。全民守法是基础性工作。社会管理的目标在于法的实现。依法治理社会，实现秩序、民主、公平和正义。全民守法是实现善治的前提。坚持群众路线，发动群众、依靠群众。
公民是社会管理的主体，在社会管理中不能扮演消极的、被动的角色。守法是全民的责任义务，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才能实现公民权利的保障。全社会形成宪法法律至上、守法光荣的良好氛围。守法包括运用法律手段、通过法律途径理性解决矛盾冲突，有问题找法院，直接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依法理性地表达利益诉求，通过诉讼、复议、仲裁等法定渠道维权。只有全民守法，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化解各类矛盾冲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快速发展，提高群众生活水平。

【参考文献】

1、 卓泽渊：《法政治学》，法律出版社2005年3月第1版。
2、 顾越利：《依法行政微观问题研究》，经济日报出版社20045年6月第1版。
3、皮纯协、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程》，中国城市律出版社2002年12月第2版。
4、赵如水：《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之浅谈》，载于《法律论文资料库》。
5、吴富丽：《社会管理创新中的社区矫正法律机制构建》，载于《法律论文资料库》


作者：洪碧华, 男，漳州市委党校副主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