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审计厅


浙江省审计厅关于印发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的通知

浙审法〔2011〕54号


各市、县（市、区）审计局，省厅各处室、直属各单位：

　　《浙江省审计厅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已经厅长办公会议审定，现予印发。请厅机关各部门遵照执行，各市、县（市、区）审计局可以结合当地实际，参照本办法自行制定管理办法或者参照本办法执行。


　　 二○一一年六月十三日



浙江省审计厅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促进依法审计，保障政令畅通，预防行政争议，根据《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浙江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及有关法律、法规、文件的规定，结合本单位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行政规范性文件，是指厅机关依据法定权限和程序制定、发布的，涉及不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在一定时期内反复适用并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各类规定、办法、细则以及其他具有规范性内容的文件。

下列文件不属于本办法适用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一）单纯转发上级或者其他部门的文件，没有增加新的规定；

（二）涉及人事、财务、外事、保密等内部事项管理的文件；

（三）适用于内部的具体业务工作计划、总结、执法考评、监督检查、责任追究等方面的文件；

（四）为明确各内设机构公文流转程序、办理时限、呈批手续、技术操作规程等事项制定的内部工作制度类文件；

（五）公示办事时间、办事地点等事项的便民通告；

（六）为实施专项行动明确有关部门职责的实施方案；

（七）向上级机关报送请示或报告；

（八）会议纪要；

（九）仅涉及特定被审计对象权利和义务的审计报告、审计决定等各类审计业务文书；

（十）其他不直接涉及被审计对象权利和义务、不具有普遍约束力或者不可以反复适用的文件。

第三条 厅机关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立项、起草、审查、发布、备案、评估、清理等工作，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有关职能处室、单位（以下简称职能部门）负责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立项、起草、征求意见、提交审议，承办行政规范性文件评估与清理、解释等工作。

法规处负责组织编制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计划、组织开展定期评估、清理与汇编，承办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管理制度拟定等工作。

办公室负责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文字核稿、信息公开等工作。

第五条 制定规范性文件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坚持职权与责任相一致，职权法定与程序法定相统一，保障依法行使审计职权，维护被审计对象的合法权益;

（二）符合法制统一的要求，内容不与法律、法规和规章相抵触，与有关规范性文件相协调、衔接；

（三）内容具体、明确，具有可操作性，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上级行政规范性文件、本机关规范性文件已经明确的内容，一般不作重复规定。

第六条 行政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事项应当属于执行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机关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补充性规定，或根据实际需要设定规范且不与上位法相抵触的事项。

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行政事业性收费、超越本部门职权范围的事项以及其他应当由法律、法规、规章或者上级行政机关规定的事项。

第七条 规范性文件应当符合以下有关技术规范的要求：

（一）符合国家行政机关公文的行文格式和程序；

（二）名称一般为“规定”、“规程”、“规则”、“细则”、“办法”、“决定”、“意见”、“公告”、“通告”、“通知”等；

（三）内容表述采用条文形式，除内容复杂的外，一般不分章、节；内容较多、结构复杂的规范性文件，可以根据需要分章、节、条、款、项、目。章、节应当有标题，章、节、条的序号用中文数字依次表述；款不加序号；项的序号用中文数字加圆括号依次表述；目的序号用阿拉伯数字依次表述。

（四）结构严谨，条理清晰，概念明确，用语准确、简洁、规范。

第二章 申报立项

　　第八条 根据审计工作的实际需要，厅机关职能部门认为需要制定、修订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原则上应于每年1月31日前，向法规处书面提出本部门的年度行政规范性文件立项申请。立项书面申请的内容包括：项目名称、制定目的与依据、必要性与重要性、主要内容、项目准备情况、报送草案时间和起草责任人等。

　　法规处负责对职能部门提出的制定项目进行审核、汇总，拟定年度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计划，经厅长办公会议审议批准后执行。

　　年度行政规范性文件计划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予以调整。拟增加、延迟或取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项目，由职能部门提出申请，经法规处审核，报请厅领导批准后予以调整。

第三章 调研起草

　　第九条 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调研起草由职能部门具体负责。涉及多个职能部门的，应由主要职能部门牵头联合调研起草。

　　起草行政规范性文件，职能部门应当对制定文件的必要性、可行性、拟解决的主要问题、拟确立的主要制度等，进行充分的调研论证。

　　第十条 除依法不得公开及应急性的事项外，职能部门应当采取书面、网络、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公开形式，向相关职能部门、市、县（区）各级审计机关及有关机关、组织、专家学者和公众等征求意见。

　　对提出的相关意见和建议，职能部门应当记录在案、研究处理。存在重大分歧意见的，职能部门应当进行协调。

第四章 审核审议

　　第十一条 职能部门完成行政规范性文件起草和征求意见工作后，经进一步修改完善，将起草文本及起草说明，送法规处进行合法性审查。

　　起草说明应当载明以下内容：

　　（一）制定文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二）制定的依据与起草过程；

　　（三）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四）拟规定的主要制度和拟采取的主要措施；

　　（五）征求意见的结果、分歧意见及其处理情况；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第十二条 法规处应对行政规范性文件送审材料的以下内容进行审核：

　　（一）制定依据和必要性是否充分；

　　（二）草案内容是否符合审计的职责权限范围；

　　（三）制定程序是否规范，是否公开征求意见并对重大分歧意见采纳情况进行说明；

　　（四）与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行政规范性文件是否有抵触；

　　（五）与相关规范性文件是否相协调、衔接；

　　（六）具体制度规定是否合理、可行，且能否解决实际问题；

　　（七）其他需要审核的内容。

　　第十三条 法规处审查行政规范性文件草案，按下列情况分别处理：

　　（一）内容、程序不符合审查要求的，提出意见，退回职能部门进一步补充、修改完善；

　　（二）情况发生变化，没有必要制定或者制定条件不成熟的，可以建议停止或延期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

　　（三）符合审查要求的，出具审查意见，提交厅长办公会议审议。

　　第十四条 与其他部门联合制发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负责起草或者会签的职能部门应当将起草文本或者会签文本送法规处进行合法性审查。

第五章 公布与备案

　　第十五条 合法性审查后，负责起草的职能部门应将行政规范性文件送审稿及合法性审查意见一并提交厅长办公会议审议。

　　厅长办公会议审议行政规范性文件送审稿时，由负责起草的职能部门作起草说明，法规处作合法性审查说明。

　　第十六条 送审稿经厅长办公会议审议需要进行修改完善的，负责起草的职能部门会同法规处根据审议意见进行修改。文件修改后，进入公文办理流程，经相关职能部门和法规处会签，办公室核稿，报厅长或者其授权的其他厅领导签发。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有关规定进行信息公开，办公室应通过厅门户网站、报送省政府公报室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发布行政规范性文件。

　　第十七条 行政规范性文件印发后，职能部门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将文件正式文本（一式二份）、制定说明提交法规处，同时提交电子文本。

　　法规处应在7个工作日内，将行政规范性文件及其制定说明报送省政府法制办公室以及审计署备案。联合发文的，由主办机关负责向省政府法制办公室报送备案。

　　第十八条 备案审查中，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行政规范性文件提出书面审查建议的，法规处应会同职能部门予以核实并给予书面答复。

　　第十九条 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解释权属于省审计厅，由职能部门具体负责。

　　第二十条 行政规范性文件应当载明施行日期。行政规范性文件应当自公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

　　行政规范性文件涉及的内容属于阶段性工作的，应当载明有效期。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有效期一般为5年。标注“暂行”、“试行”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有效期一般为2年。

第六章 评估与清理

　　第二十一条 行政规范性文件实行定期清理与适时清理相结合的制度。各职能部门负责各自权限范围内的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于每年12月底前将发布实施的规范性文件目录报法规处，并提出保留、修改、废止等清理建议。

　　起草部门应当及时跟踪了解规范性文件的施行情况。对执行机关或行政管理相对人反映问题较多的文件，起草部门应当及时进行分析、评估，并提出修改、补充或者废止的意见。

　　第二十二条 规范性文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修改：

　　（一）因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而有必要增减内容的；

　　（二）因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政策规定修改或者废止而应作相应调整的；

　　（三）规定的主管部门或者执行机构发生变更的；

　　（四）同一事项在两个以上规范性文件中有规定且内容间有冲突的；

　　（五）应当修改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三条　规范性文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予以废止：

　　（一）规定的事项已经执行完毕，或者因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更且不必继续施行的；

　　（二）因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政策规定修改或者废止，没有相应依据的；

　　（三）同一事项管理内容被新出台实施的规章、规范性文件所取代的；

　　（四）应当废止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四条 法规处负责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统计工作，分别于每年6月30日、12月30日,向省政府法制办公室报送半年、全年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与废止情况。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2011年8月1日起施行。

　　附件：浙江省审计厅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意见表
http://www.zj.gov.cn/gb/zjnew/node3/node22/node166/node230/node1519/userobject9ai127239.html


试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适用

黄子宜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又叫排除规则，是指国家执法、司法工作人员使用非法手段或非法程序获得的证据，不得在刑事诉讼中作为不利于被告的证据，包括收集证据的主体、证据的表现形式、证据的内容和获得证据的手段不合法。事实上，非法性并非排除证据可采性的唯一原因，公民的权利保障和实现程序公正才是排除规则背后更为深层次的价值追求。在现代民主法治国家里，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保障公民权利、维护司法公正性的应有之义。
然而，在我国，尽管立法以义务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禁止非法取证，但是对违反这些规范的法律后果却没有做出明确规定。相关司法解释尽管略为弥补了这一缺陷，但却由于其规范制定的比较粗略，难以具体规范司法实践。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完善有关立法，在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此背景下，分析和比较其他国家的立法和法制，借鉴其经验和做法具有积极意义。

其他国家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国的司法实践中，并且在国际公约中也有所规定。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中规定：“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业经确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但这类口供可用作被指控施用酷刑者刑讯逼供的证据。”而我国要建立自己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需要考察其他国家的相关规则，借鉴其经验。以下是对两大法系主要国家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介绍和分析：
（一） 英美法系
在美国刑事诉讼中，对通过侵犯公民在第四修正案下的宪法权利而实施的搜查、扣押所取得的实物证据原则上自动排除，但存在四种例外，而对非法言词证据则自动排除。
通过1914年威克诉合众国、1920年斯沃多•拉伯诉合众国等一系列案件，不仅确立了将非法搜查和扣押取得的证据排除在外，并且在“毒树之果”理论中，对“被污染”的派生或二级证据也予以排除，至此，严格排除非法证据在美国达到了顶点。进入八十年代以后，面对节节高升的犯罪率，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逐渐设置了四个对绝对排除非法证据的限制，包括“独立来源的例外”、“因果关系减弱”、“必然发现的例外”和善意的例外。
而对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实行自动排除，也是通过一系列判例确定的。对违反联邦宪法第5、6修正案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及获得律师有效帮助的规定、违反米兰达规则而取得的被告供述，不得作为不利于被告的证据。
而英国对非法证据的排除则采取裁量排除的做法，到了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才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有所限制，规定如果被告的供述是通过以下方式取得的：（1）对被告采取压迫的手段；（2）实施在当时可能导致被告的供述不可靠的其他任何语言或行为，则法院负有无条件排除该供述的义务。对其他非法言词和实物证据，则一概由法官权衡证据采用后的证明价值与其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后作出是否采信该证据的决定。
由此可见，相对于美国对公民权利保障的偏重，英国更为注重的是实体公正，只有在非法证据可能影响案件的公平审判时，才能对其进行排除。这与两国一贯秉承的法律价值理念也是有关的。
（二） 大陆法系
法国对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和言词证据均予以自动排除。根据法国刑事诉讼法，违反该法关于搜查、扣押的范围、主题、时间等规定进行的搜查无效；违反该法关于在身份审查之后，司法机关应继续进行调查程序或执行程序的规定，该次审查无效；违反第100-7条的规定对律师的办公室和议员电话线进行的监听无效。由此可见，通过非法搜查、扣押、身份审查和监听取得之证据均应自动排除。而当事人第一次到案接受询问时被侵害应有的法定权利的，该行为无效，由此获得的被告人供述也应予以排除1。
俄罗斯刑事诉讼法也规定，法院、检察长、侦察员、调查机关或人员违反本法典的规定而取得的刑事诉讼证据不得采信。
我国澳门地区刑事诉讼法第131条则明确指出，在未经有关权利人同意下，透过侵入私人生活、住所、函件或电讯获得之证据，无效。
在日本，“出于强制、拷问或者胁迫的自白，在经过不适当的长期扣留或者拘禁后的自白，以及其他可以怀疑并非出于自由意志的自白，都不得作为证据。” 在判例中，更是发展为对苛酷的审讯所引出的口供、禁止给被告提供食物的情况下获得的口供、在戴着手铐的状态下进行审讯而得到的口供、向被告约定不起诉而诱出的口供、谎称共犯已经讲述而获得的口供等均被认为是“可以怀疑并非出于自由意志的自白”而予以排除。而对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则持较为宽松的态度，仅在违法行为构“重大违法”时，才由法官予以排除2。
德国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做法与英国大致相同，在规定了几种强制排除的情况外，其余的则交由法官自由裁量。
综上，世界各国对非法证据的排除大致有三种模式：强制排除（自动排除）、裁量排除和强制排除加例外，而对待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又比非法言词证据略为宽容。

我国司法解释中的排除规则
尽管在刑事诉讼法中并未对非法证据排除做出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司法解释却对此问题建立了一些规则。最高检察院的规定主要是规定哪些证据不得在审查起诉时作为提起公诉的依据，而最高法院的规定则主要是要求下级法院不得将一些非法证据作为裁判的依据。
在1998年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强调“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的同时，规定“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得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第265条1款）
2001年发布《关于严禁将刑讯逼供获取的犯罪嫌疑人供述作为定案依据的通知》，再次要求各检查机关“明确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缺德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和被告人供述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第61条）。
可以看出，在界定非法证据的范围时，两院采用了一致的标准，即仅将非法证据限定在以“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方法获得的言词证据。而对其他如非法窃听、跟踪录像、非法进入私人住宅和办公室等其他非法手段获得的实物证据则根本没有涉及。相反，在司法实践中，对非法物证以及以非法言词证据为线索收集到的物证往往是作为证据使用的。即使是有所规定的非法证据，仍然没有对“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下一个明确的定义。
此外，对如何排除已有规定的非法证据，也没有建立起一套程序性的规则，对排除非法证据的提出、举证责任、证明标准、对是否排除非法证据做出的裁定能否上诉均没有规定。这样，“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可能还只是存在于书面，流于形式，而很难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发挥其规范作用。

对在我国如何建立排除规则的思考
在法律从纸面上向现实实施的转化过程中，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因而，即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被确立在法律之中，在一段时期内，也存在其在司法实践中得不到妥善和完全的实施的可能性，更别说通过司法解释确立的排除规则本身就有许多问题和缺陷，而这些问题和缺陷足以阻碍规则的实施。
那么，究竟如何着手构建和完善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进行：
（一） 选择适当的非法证据排除模式
本文在前面已经提到，对于哪些证据应该予以排除、是强制排除还是裁量排除，各国根据自己的法律理念和实际情况做出了不同回答。我国在建立自己的排除规则时，也应当结合实际，借鉴各国的经验，做出适合的选择。
其一，对非法证据按照违法程度和侵害利益的性质进行分类，并分别确定其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之所以非法，是由于获取该证据的手段、方法或步骤违反了法律规定，侵害了一定的利益。因此，可以根据收集证据方法的违法程度和侵害利益的性质，将非法证据分为侵犯基本权利获得的证据、一般非法证据和技术性的非法证据。
侵犯基本权利获得的非法证据，是指通过明显侵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而取得的非法证据。我国现行宪法赋予了公民一系列基本权利，包括公民的人身自由、健康、生命、财产、隐私等实体性权利，也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等程序性权利。侦察人员通过侵犯公民宪法权利获得的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应当被视为最严重的非法证据。典型的例子包括，以拷打、肉体折磨、精神折磨等刑讯行为逼取的被告人口供、通过未经任何合法授权而实施的搜查、扣押、窃听、查询等行为获得的证据、剥夺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而获得的供述、严重的超期羁押所获得被告人供述等。对侵犯基本权利获得的非法证据，由于侦察人员违法的情节和后果较为严重，应当予以强制排除。通过绝对排除侵犯基本权利获得的非法证据，来惩戒、禁止侦察人员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可以为侦察人员的强制性侦察行为划出一个明确的界限。
一般非法证据是侦察人员的行为没有明显违宪，只是侵犯了公民一般的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构成了一般意义上的违法取证行为。这类的例子有：采用引诱、欺骗等方法获取的被告人供述、非法延长传唤或拘传时间获取的供述、通过一般的违法搜查、扣押、查询等手段获得的证据。对这类非法证据，宜实行裁量排除，由法官根据违法获取证据行为的性质和后果，权衡其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程度以做出是否排除的裁定。
而技术性的非法证据则是侦察人员没有以侵犯任何人的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获得的证据，即虽然不符合法定程序，但是无侵权的技术性违法，如在勘验、检查犯罪现场时无见证人在场；在扣押物证、书证时没有开列清单等。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目的其实在于保障公民的权利以及维护司法的公正，而这些非法证据的获得并没有侵犯任何人的实体或程序权利，其对司法公正的不利影响小于证据的证明价值，因此原则上可以作为证据采用，并不因为其技术性违法而影响其可采性。
采用上述三分法，根据不同的非法证据侵犯公民权益的程度来确定不同的排除规则，可以切实保障人权，维护司法权威，促使侦察人员树立法治观念，依法办事，并促进案件实体真实的发现。
其二，明确举证责任的分担和证明标准。
对证明责任，我国理论界有人主张，为了切实实行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督促侦察人员严格依法办事，应该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完全由控方承担证据合法的证明责任。此种观点固然有其合理性，但是从可行性上来看，实际控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侦察和检察机关要弄到一张其签字认同的笔录或是其供认犯罪情节的录音、录像片段是易如反掌的，其结果是以形式的合法掩盖了实质的不合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目的无法达到。笔者认为，对非法证据的举证责任分配和证明标准，可以进行如下安排：
首先，对非法供述笔录以外的非法证据，辩方，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证据是非法获得的主张的，应当提供线索或者说明存在合理根据的责任。为了审判的效率起见，如果辩方没有主张取证行为非法，即可推定其为合法，因此辩方对证据的合法性提出异议是启动非法证据调查程序的条件。当然，法院在审判过程中认为证据可能是非法获取的，也可要求控方进行证明。从其他国家的立法与实践来看，也是必须由被告人一方提出异议或者法庭自行提出要求，控方才就非法证据的可采性进行证明。辩方对自己的主张应当提出证据线索或说明存在合理根据，以使裁判者能够确定有可能发生了非法取证行为。如果不让辩方承担一定的证明责任，无异于鼓励辩方任意提出“证据是非法获得”的主张，同时也会造成对非法证据调查的困难。辩方提出非法证据的主张后，只要能提出取证非法的合理根据，即存在非法取证的可能性，证明该证据合法性的责任则转移至控方。
其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笔录一般都是侦察人员在羁押询问状态下获得的，其自愿性和真实性有着天然的缺陷。原则上，这种供述笔录在辩方提出异议和合理根据后，就应该失却其可采性。但是，如果检控方能够证明这种供述笔录并非是以刑讯、威胁、引诱、精神折磨、超期羁押等非人道的方法所获得，并使法官可以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相信其合法性的，才具有证据能力。对于这种证据，只要被告在法庭上加以推翻或辩护人提出异议，控方就负有证明其具有可采性的责任。
而控方对证据合法性的证明标准则应该高于辩方，达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程度，这是因为在刑事侦察活动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一般受到限制，辩护人权利也有限，因而举证能力有限，而侦察和检察机关相对处于优势地位，让其承担更高的证明责任也有助于督促其合法取证。
非法证据调查程序中举证责任主要由控方承担，将促使侦察和检察机关在追诉犯罪时不仅仅注意实体目标的实现，而且要注意程序合法原则以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 保障，对推进我国刑事诉讼活动的法治化和科学化有重大意义。
（二） 建立相关的程序性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