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合罪过形式之否定
------兼论具有双重危害结果之犯罪的罪过形式认定
欧锦雄
内容提要：新刑法典颁布以后，有刑法学者提出了“复合罪过形式”的理论主张，这一主张在刑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作者对“复合罪过形式”的理论主张提出了五点质疑，并对其观点进行了批驳。文章认为，如果在刑事立法上确立了复合罪过形式，那么，我国刑法中的罪过理论将变得不科学，并导致立法上的罪刑不相称、混乱；在司法上，由于复合罪过形式理论认为，司法人员无须分析行为人主观方面究竟是间接故意抑或是过失，即可以复合罪过犯罪论处，所以，很容易导致适用刑罚不公，从而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因而，文章提出，我国刑事立法应杜绝复合罪过形式。最后，文章对具有双重危害结果之犯罪的罪过形式认定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 键 词：复合罪过、质疑、罪刑相适应、具有双重危害结果之犯罪、罪过形式。
一、复合罪过形式的理论主张
在新刑法典里，许多犯罪的罪状部分规定了加重危害结果作为其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因此，不少犯罪的罪过性质引起了较大的争论。例如，刑法学界对滥用职权罪（《刑法》第397条）的罪过性质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归纳起来有三种基本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该罪的罪过形式是过失，第二种观点认为，该罪主观上既可由过失构成，也可由间接故意构成。①而第三种观点则认为，该罪的罪过形式是故意，既可以是直接故意，也可以是间接故意。②持第二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储槐植教授和杨书文博士，他俩对同一罪种既包括故意又包括过失的罪过形式，称之为“复合罪过形式”，并在《复合罪过形式探析》③和《再论复合罪过形式》④两篇文章中全面地阐述了他们的观点，并形成了一定的理论体系。
复合罪过形式理论的基本观点为：所谓复合罪过形式，是指同一罪名的犯罪心态既有故意（限间接故意）也有过失的罪过形式[这里不包括结果加重犯的心态——必有故意（对基本构成）加过失（对加重结果）合成的罪过形态（这一形态，有人称之为“混合罪过形式” ⑤，笔者注），例如，故意伤害（致死）罪的罪过形态]。现行刑法中所有犯罪的罪过形式在立法上主要表现为如下几类情形：1、有些犯罪只能由故意构成；2、有些犯罪只能由过失构成；3、有些犯罪既可由故意又可由过失构成，对此类犯罪法律又有两种处理方式：一种是“一分为二”；例如，杀人犯罪分为故意杀人罪和过失致人死亡罪。另一种处理方式为“合二为一”即法条既不明写故意也不写过失[例如，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第135条）、重大工程安全事故罪（第137条）、生产、销售劣药罪（第142条），等]，主要原因是该种故意基本是间接故意，与过失尤其是过于自信过失相比，主体的主观恶性差异不太大，因而可以适用相同档次法定刑。复合罪过犯罪的特征是：1、以复合罪过为主观要件的犯罪，皆是结果犯。行为主体的行为“致使发生重大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或“致使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造成重大损失”、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等危害结果，是构成该类犯罪的必要要件。2、该类犯罪的罪过形式，即复合罪过是间接故意和过失的复合。在司法实践中，只要有确凿证据证明行为人实施危害行为时，主观方面并非出于直接故意，即可适用复合罪过犯罪予以论处，这在一定程序上减轻司法机关的证明责任，提高办案效率。3、该类犯罪的主体多为特殊主体，即多为具有一定专业知识技能、从事特定职业或者具有某种职责的人。4、该类犯罪具有多档次法定刑。（6）
复合罪过形式理论认为，其理论的认识论基础是模糊认识论。刑法的“明确性”与“确定性”是相对的，相反，法律的“模糊性”与“含混性”却是绝对的、无限的。在罪过形式领域引进“模糊认识论”，进而提出复合罪过理论的最明显的变化便是可以使长期以来深深围扰人们的“间接故意与轻信过失的区分问题”得以解决。复合罪过形式理论认为，根据模糊认识论，间接故意与轻信过失之间不存在界限清晰的分水岭，两者之间只可能存在量的区别，而不可能存在质的不同。从司法实践角度讲，间接故意与轻信过失的明确分区也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将两者合二为一，作为一种特殊的罪过形式进行规定、研究，便成为唯一明智的选择。（7）
目前，“复合罪过形式”的主张在刑法学界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并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了许多司法实务者采纳。我国刑法总则将罪过形式分为两种：故意和过失。由于两种罪过形式主观恶性差别较大，所以，刑法分则各罪的罪过形式，要么为故意，要么为过失，这便于科学地确定法定刑，通常的刑法理论不承认一种犯罪可同时包括故意和过失两种罪过形式。正因如此，笔者对“复合罪过形式”的主张产生了诸多的疑问，通过对复合罪过形式理论的质疑，笔者认为，复合罪过形式的理论主张不具有科学性，应予以否定。
二、对复合罪过形式的质疑
复合罪过形式的主张貌似合理，实则令人困惑。通过研究，笔者对复合罪过形式的理论主张是否科学，产生了怀疑，并提出以下几点质疑：
质疑之一：犯罪间接故意和犯罪过失是两种主观恶性差异较大的罪过心理，同一罪种兼有这两种罪过形态，并具有同一法定刑，这是否会导致立法上的罪刑不相当？
与犯罪过失相比，犯罪故意主观恶性较深，正因如此，刑法典对于其他要件相近，而主观要件不同的犯罪在规定法定刑时有重大区别，即对故意犯罪往往规定较高的法定刑，而过失犯罪的法定刑较低。犯罪间接故意是犯罪故意中的一种，它是指明知其行为可能会引起某种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有意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而犯罪过失是指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心理态度。犯罪过失分为，疏忽大意过失（系无认识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系有认识过失）。疏忽大意过失属于无认识过失，犯罪间接故意的主观恶性大于疏忽大意过失是不言而喻的。而对于过于自信过失的主观恶性轻重问题，《复合罪过形式探析》一文认为，间接故意与轻信过失相比，有时很难分清孰轻孰重。由于这一说法强调的是“有时”，所以，这句话本身并没错，但是，在总体上或在大多数情况下，间接故意的主观恶性大大重于过于自信过失。笔者认为，对于犯罪客体、犯罪客观要件和犯罪主体相近而主观要件不同的两个犯罪而言，只要确实查明一犯罪的主观心理为间接故意，而另一犯罪的主观心态为过于自信过失，一般就可认定间接故意的主观恶性重于过失自信的过失。过于自信过失与间接故意相比，过于自信过失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是采取回避的态度，危害结果的发生是完全违背行为人的意愿的，而间接故意对危害结果的发生采取听之任之，漠不关心的容忍态度，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有意放纵危害结果发生的态度。这样，在意思上容忍结果发生，行为上敢于大胆地践踏法律秩序，就成为了区别过于自信过失与间接故意的决定性关键。（8）可见，从总体上看，间接故意的主观恶性大大超过过于自信的过失，而与直接故意的主观恶性接近，正因如此，在故意犯罪立法中，刑法典往往将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合为一罪种，并规定相同的法定刑。
既然间接故意的主观恶性在总体上大大超过过于自信的过失。为何要确立由间接故意和过失复合而成的复合罪过形式、并规定同一法定刑呢？
质疑之二：在所谓的“复合罪过”犯罪里，若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持间接故意态度，那么，几乎所有此类间接故意犯罪在《刑法》里均能找到相应的故意犯罪来定罪处刑。既然如此，何必还要确认复合罪过形式呢？
复合罪过形式理论认为，以复合罪过形式为主观要件的犯罪，皆是结果犯，而且其罪状中有“致使发生重大事故或造成其他严重后果”、或“致使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造成重大损失”、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等危害结果作为此类犯罪的客观方面的必要要件。（9）其实，这类犯罪除了包含有罪状明文规定的这种结果外，还包含有另一结果，易言之，这类犯罪具有双重危害结果，一般而言，上述罪状明文规定的结果为加重结果，另一个结果为基本结果。例如，滥用职权罪有两个危害结果：一是侵犯了国家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公务活动的管理制度，二是“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又例如，《刑法》第186条违法发放贷款罪也具有两个危害结果：一是侵犯了国家金融管理制度，二是“造成重大损失”。前者为基本危害结果，后者为加重危害结果，一般而言，基本危害结果在前，加重危害结果在后。
从复合罪过形式论者的主张可知，复合罪过形式是以行为人对加重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来确定的，而不是以行为人对危害行为或轻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来确定；对于某种犯罪来说，若犯罪人对加重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既可由间接故意构成，也可由过失构成的，这类犯罪的罪过形态为复合罪过形式。反之，对另一种犯罪来说，若犯罪人对加重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仅能由故意构成，或仅能由过失构成，则此种犯罪的罪过形式为单一罪过形式。
《复合罪过形式探析》一文列举的复合罪过犯罪众多，例如，刑法第397条的滥用职权罪、第135条的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第142条的生产、销售劣药罪、第187条用帐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罪，以及第137条、128条、139条、145条、146条、147条、148条、186条、188条、189条、167条、169条、第304条、第403条等规定的犯罪。笔者认为，对这些犯罪来说，行为主体对加重危害结果持的心理态度只能是过失，而不能是间接故意，因为若确实查明行为的主体对危害结果持间接故意心理态度，那么，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可以以其他条文规定的故意犯罪对其定罪处刑。例如，在滥用职权犯罪中，若行为人对加重危害结果发生持放任心理态度，可根据案情实际情况，以放火罪、爆炸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或其他合适的故意犯罪定罪处刑。又例如，在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犯罪中，若行为人对加重危害结果发生持放任心理态度，同样可根据案件事实，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或其他合适的故意犯罪定罪处刑。在处理时，有的可能以单独故意犯罪论处，有的可能以共同犯罪论，有的可能以不作为犯罪论。既然如此，复合罪过形式还有必要存在吗？
质疑之三：以复合罪过形式为主观要件的犯罪是否违反了“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的原则？
犯罪是危害统治阶级利益，由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以国家意志形式，在其刑事法律上规定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故意犯罪是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行为，而过失犯罪是由于行为人在日常生活或生产中过于自信或疏忽大意才造成危害结果的行为，即由于行为的不慎才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 ，且危害结果的出现完全违背自己的意愿。可见，在社会上危害统治阶级利益和统治秩序犯罪主要是故意犯罪，正因如此，世界各国刑事立法有一个共同原则，即刑罚以处罚故意为原则，以处罚过失为例外。（10）我国刑事立法同样遵循这一原则，在立法上只规定了少量的过失犯罪，而且，这些过失犯罪一般都以造成严重危害结果作为其客观必要要件。为了防止司法机关对过失危害行为随意定罪处刑，《刑法》第15条第2款规定“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然而，复合罪过形式理论却认为，我国刑法分则有若干种犯罪具有复合罪过形式。由于具有复合罪过形式的犯罪包含有过失犯罪的内涵，而这些具有复合罪过形式的犯罪又没有在条文上明文规定其过失犯罪者也应负刑事责任，这是否违反了《刑法》第15条第2款的规定呢？
质疑之四：若确认某些犯罪的犯罪主观要件为复合罪过形式，是否会动摇现有累犯制度？
根据我国累犯理论，无论是普通累犯，还是特殊累犯，累犯的构成要件之一为，犯罪人所犯的前罪和后罪都必须是故意犯罪，至于是直接故意犯罪或是间接故意犯罪并没有限制。复合罪过形式理论认为，某些犯罪的罪过形式为复合罪过形式，它是间接故意和过失的复合，因此，在实践中，对此类犯罪“不再分析行为人主观方面究竟是如何间接故意抑或轻信过失，而认定为复合罪过形式”，并认为这是“不会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11）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笔者认为，从总体上说，间接故意的主观恶性大大重于过失的主观恶性（前文对这观点已有论述，在此不再赘述）。由于复合罪过形式既不能认为是故意形式，也不能认为是过失形式，因此，当两罪中有一罪为复合罪过形式或两罪均为复合罪过形式时，不宜认定为累犯，若是，就可能使一些罪犯得不到应有的从重处罚。例如，当某人前后犯了两罪，而且前罪和后罪都是具有复合罪过形式的犯罪时，如果能查明行为人犯这两罪的真实罪过内容都为间接故意，而其他方面也符合累犯的构成条件，那么，在这一情况下，从传统理论来说，它应与其他非复合罪过形式的故意犯罪的累犯一样以累犯论处。但是，按照复合罪过形式主张，由于复合罪过形式既非故意的罪过形式也非过失的罪过形式，而是独立的罪过形式，在司法实践，复合罪过形式犯罪又是无须查明为间接故意还是过失即可以定罪处刑的，因此，复合罪过形式犯罪不宜按累犯处理，这样，是否会放纵相当一部分罪犯？这是否有违刑法公正呢？
质疑之五：能否以减轻司法机关证明责任、提高办案效率为由，将复合罪过形式确定为独立的罪过形式，并在无须查明行为人的主观心态为间接故意或过失的情况下，而直接按复合罪过犯罪予以论处呢？
复合罪过形式理论认为，在某些情况下，间接故意或过于自信的心态较难区别，对于负有证明责任的司法机关而言，要证明行为人的真实罪过心态是相当困难的，复合罪过形式的确立，将司法机关从查证这些证据的山重水复中解脱出来。只要有确凿证据证明行为人实施危害行为时，主观方面并非出于直接故意，即可适用复合罪过犯罪论处。这样无疑减轻了司法机关的证明责任，使之能集中有限资源处理其他犯罪。（12）
前文论及，从总体上看，间接故意的主观恶性大大重于过失的主观恶性，因此，将间接故意和过失作为同一种罪的并列罪过，并规定相同法定刑，本来已使罪刑不相当，而将间接故意和过失不分彼此合并在一起作为独立的复合罪过形式，并在司法实践中，无须查明行为人主观心态是间接故意或是过失即可以复合罪过犯罪论处，这是进一步无视间接故意和过失的主观恶性轻重有别的做法。这些做法确实可以减轻司法机关证明责任，提高办案效率，但是，这是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的。难道为了减轻司法机关的证明责任，提高办案效率，就可以在立法上和司法上违反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吗？
质疑之六：根据模糊认识论原理，真的能得出“间接故意和过于自信的过失在理论上和实际中都不可能界分清楚”的结论吗？
复合罪过形式理论认为，从模糊论的角度讲，间接故意和轻信过失只可能存在量的区别，而不可能存在质的不同，因此认为，两者在理论上和实际中都不可能界分清楚的。但是，从我国现有刑法理论看，两者在理论上是可以分得清楚的，各自有自己的特征。虽然从认识因素看，两者是相同的，但是，两者的意志因素存在明显的区别，即前者是对危害结果持放任的态度，而后者则是对危害结果持一种轻信能避免的态度。从司法实践情况看，间接故意和过于自信的过失的界限也是可以分清的。至于实践中因为证据问题而无法明确判定是间接故意还是过失自信的过失的情况，属于刑事诉讼的证据认定问题，而不是实体法——刑法的问题，根据疑罪从轻原则，当这两种心态必居其一而又无法从现有证据准确认定时，可按过于自信的过失来认定。既然如此，复合罪过形式理论以模糊认识论为基础来推导出“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过失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不可能界分清楚”的结论的过程是否存在错误呢？
三、对复合罪过形式之否定
我国《刑法》十分强调罪过对定罪量刑的作用，并将罪过作为成立犯罪和负刑事责任的必要要件。《刑法》总则将罪过明确分为两种：一是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一是过失（包括疏忽大意过失和过于自信过失）。罪过反映主观恶性大小，而主观恶性大小会影响到刑事责任的轻重，反映到刑事立法上则表现为，法定刑因主观恶性大小的不同而不同，由于犯罪故意的主观恶性大大重于犯罪过失，因此，对于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和犯罪主体相同或相近的犯罪而言，故意犯罪的刑事责任应大大重于过失犯罪，反映在刑法立法上表现为，前者的法定刑应大大高于后者。正因为这两种罪过有如此大的区别，我国刑法理论通常认为，一个罪种只能有一种罪过形式，或故意罪过形式或过失的罪过形式，不允许一个罪种兼有故意罪过形式和过失罪过形式。笔者认为，我国《刑法》总则所规定的罪过形式已比较全面地概括各种犯罪的罪过形式；一个罪种只能有一种罪过形式，可以使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分类较为明晰，便于在刑法立法上制定科学合理的法定刑，所以，传统的刑法理论观点是比较科学的，不可动摇。
复合罪过形式理论强调，法律的模糊性是绝对的，并以此为前提，得出间接故意和过于自信的过失是无法界分清楚的结论。但是，它忽视了法律具有相对明确性的特征。人的认识是具有层次性的，在一定层次里，法律语词具有明确性，而在很深的层次里才具有模糊性。从立法角度看，法律的明确性要求，如果法律在一定范围内能明确将两事物区分清楚时，就应予以明文区分，以保证法律的贯彻实施，我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刑法将间接故意和过于自信的过失已经明确予以划分，并赋予了各自的特征，经过长期司法实践证明，这种划分是具有较强的科学性的。我国不可盲目地仿效英美刑法，将罪过划分为故意、轻率和过失三种，将间接故意和过于自信的过失合并为所谓的复合罪过（即轻率）。
提出复合罪过形式主张的重要理由之一是，间接故意与轻信过失相比，有时很难分清孰轻孰重。但是，前文已清楚地阐明，从总体上看，间接故意的主观恶性大大超过过于自信的过失，而与直接故意的主观恶性接近。既然间接故意的主观恶性在总体上大大超过了自信的过失，因此，当犯罪客体、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体相同或相近时，在立法上两者所确定法定刑就应有较大的区别，以遵循罪刑相适应原则，即在这一情况下，间接故意犯罪的法定刑应大大高于过于自信过失犯罪。不可否认，在各具体犯罪中，间接故意的主观恶性有强弱之分，过于自信过失的主观恶性也有强弱之分，当过于自信过失中强主观恶性与间接故意中的弱主观恶性接近甚至相同时，这一过于自信过失犯罪的法定最高刑和间接故意犯罪的法定最低刑就可能相同或相近，但是，总体上间接故意犯罪的法定刑是高于过于自信过失犯罪的法定刑的。如果确认复合罪过形式的存在，并使复合罪过犯罪具有同一法定刑，就必然会导致立法上的罪刑不合理，从而有违于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可见，我国《刑法》没有必要确立复合罪过形式。实际上，我国《刑法》也未确立有复合罪过形式，目前而言，复合罪过形式的提法也仅仅是一种理论主张，是一种并不科学的理论主张。
杜绝复合罪过形式就可以使现有罪过理论框架不变，并可防止罪过理论与其他理论或规定相冲突，例如，“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的规定以及现有累犯理论等都得以相对稳定，这样，减少了不必要的理论冲突。反之，如果在立法上确定了复合罪过形式，那么，我国刑法中罪过理论将变得不科学，并导致立法上的罪刑不相称、混乱，在司法上，由于司法机关不需要分析行为人主观方面究竟是间接故意抑或是过失，即可以复合罪过犯罪论处，所以，很容易导致适用刑罚的不公，从而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可见，在立法上杜绝复合罪形式才是明智之举。
四、具有双重危害结果之犯罪的罪过形式认定
复合罪过形式理论的提出，其实是由于对具有双重危害结果的犯罪的罪过形式争论而引起的。所谓具有双重危害结果之犯罪，是指刑法规定的、一个危害行为造成一个基本危害结果和一个加重危害结果、且只有出现了加重结果才能构成犯罪的犯罪。它具有以下特征：（一）该种犯罪具有两个危害结果，其中，一个是基本危害结果，另一个是加重危害结果（二）该种犯罪的基本危害结果是遭损害的国家某方面的管理制度（这一特征说明这种犯罪一般为法定犯罪而非自然犯罪---笔者注），而加重危害结果则是在基本危害结果产生的同时或之后而出现的加重结果，在条文上往往表述为“致使发生重大事故或造成其他严重后果”、或“致使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造成重大损失”、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等。（三）这两个危害结果均属于犯罪构成的必备要件。该种犯罪只有出现了加重结果才能构成犯罪，假若仅出现基本危害结果，还不能构成犯罪。这一特征使其与结果加重犯区分开来，例如，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属于结果加重犯，它在仅出现基本危害结果的情况下，也可构成犯罪。（四）这两个危害结果由一个危害行为同时或先后造成。例如，滥用职权罪即属于具有双重危害结果之犯罪。滥用职权罪具有两个危害结果，其基本危害结果为遭损害的国家机关的管理制度，其加重危害结果是“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这两个危害结果均属于该罪犯罪构成的必备要件，均由滥用职权的危害行为造成。
我国犯罪构成理论在否定复合罪过形式可成为主观要件的罪过形式种类后，应另辟蹊径来解决具有双重危害结果之犯罪的罪过形式认定问题。笔者认为，可通过明确具有双重危害结果之犯罪的罪过形式之确定标准来达到这一目的。
对于前述具有双重危害结果的罪种，其罪过形式的性质在理论上存在纷争，有的认为是故意，有的认为是过失，还有的认为既可以是间接故意也可以是过失（即复合罪过）。目前，我国法学界对罪过心理的鉴定标准（即某种犯罪的罪过心理状态是针对危害结果而言，还是危害行为而言）看法不尽一致，出现结果标准说（罪过的核心在于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行为标准说（罪过核心在于对危害社会行为的心理态度）和双重标准说（罪过的核心不仅在于对危害行为的态度，而且在于对危害结果的态度）。（13）笔者赞同结果标准说，因为鉴定罪过心理的标准必须以刑法的规定为依据，《刑法》第14、15条所说的“明知”、“预见”是指对危害社会结果“认识”；“希望”、“放任”、“轻信能够避免”是指对“危害社会的结果”的态度，罪过的核心应是危害社会的结果。（14）对于前述具有双重危害结果的犯罪来说，其罪过的鉴定标准是针对基本危害结果还是加重危害结果呢？笔者认为，对于不同的罪种，立法者可以根据立法的需要，或确定以对基本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为标准来确定其罪过形式，或确定以对加重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为标准来确定其罪过形式，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一）具有双重危害结果之犯罪的罪过心理模式
从理论上看，具有双重危害结果之犯罪的罪过心理模式可能有以下几种：
1、对基本危害结果为故意，对加重危害结果也为故意。
2、对基本危害结果为过失，对加重危害结果也为过失。
3、对基本危害结果为过失，对加重危害结果为故意
4、对基本危害结果为故意，对加重危害结果为过失。
5、对基本危害结果为故意或过失（复合罪过），对加重危害结果为故意。
6、对基本危害结果为故意或过失（复合罪过），对加重危害结果为过失。
7、对基本危害结果为故意或过失（复合罪过），对加重危害结果也为故意或过失（复合罪过）。
8、对基本危害结果为故意，对加重危害结果为故意或过失（复合罪过）。
9、对基本危害结果为过失，对加重危害结果也为故意或过失（复合罪过）。
上海市生猪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上海市人民政府
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66号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上海市生猪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的决定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上海市生猪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的决定》已经2011年4月25日市政府第105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市长 韩正
二○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上海市生猪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2007年12月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78号公布 根据2011年5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66号公布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上海市生猪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的决定》修正并重新公布）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目的和依据）
为了加强生猪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督管理，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生猪的采购、屠宰和生猪产品的采购、销售及其相关的监督管理活动。
第三条（市监管部门职责）
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市农委、市商务委、市工商局、市质量技监局等部门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职责和市政府的有关决定，负责本市生猪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督管理。
第四条（区县政府职责）
区县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生猪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负总责，建立健全监督管理工作的组织协调机制，协调、监督区县食品药品、农业、商务、工商、质量技监等部门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并负责生猪产品质量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的相关组织工作。
第五条（监督管理原则）
本市生猪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督管理实行“源头控制、全程监督、预防为主、跟踪溯源”的原则。
第六条（临时限制措施）
发生生猪产品质量安全突发事件时，经市政府批准，相关监管部门可以对生猪和生猪产品的采购、运输采取临时限制措施。
第七条（行业协会）
本市相关行业协会应当加强行业自律，监督会员的生产经营活动，指导会员建立和完善生猪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制度、健全生猪产品质量安全控制体系。第二章生猪的采购和屠宰
第八条（生猪经营者的工商登记）
从事生猪采购的经营者（以下简称“生猪经营者”），应当依法办理工商登记手续。
第九条（生猪屠宰厂（场）的设立）
生猪屠宰厂（场）的设立，应当符合设置规划，并依法办理定点许可、动物防疫许可、环境保护许可和工商登记等手续。
生猪屠宰厂（场）不得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相关许可证。
第十条（生猪采购来源）
本市推行生猪产销对接制度。生猪经营者应当从规模化、标准化生猪养殖场采购生猪；从其他生猪养殖场采购生猪的，应当符合质量安全要求。
本市规模化、标准化生猪养殖场名单，由市农委确定。外省市规模化、标准化生猪养殖场名单，由市农委通过与外省市相关部门协议或者招投标等方式确定。
第十一条（生猪采购的质量安全要求）
生猪经营者应当采购具有检疫证明、畜禽标识并经违禁药物检测合格的生猪。
第十二条（生猪采购合同）
生猪经营者采购生猪的，应当签订生猪采购合同。合同中应当包括有关生猪质量安全的内容。
生猪采购合同的示范文本，由市商务委会同市工商局、市农委、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制定。
第十三条（生猪运输要求）
生猪承运人应当查验生猪检疫证明和畜禽标识，经核对无误后方可运输。
生猪的运载工具应当符合国家卫生、防疫要求，运载工具在装载前和卸载后应当及时清洗、消毒。
第十四条（生猪的道口检查）
从外省市运输生猪进入本市的，应当经指定的道口接受检查。
道口动物卫生监督人员应当查验生猪检疫证明和畜禽标识，并记录采购、运输的相关信息。
经查验符合规定的，道口动物卫生监督人员应当在生猪检疫证明上加盖道口检查签章、注明通过道口的时间；对来源于规模化、标准化生猪养殖场以外的生猪，还应当在检疫证明上作出标记，并及时将生猪的来源、数量和运载目的地等信息报告市食品药品监管局。
第十五条（屠宰查验）
生猪屠宰厂（场）屠宰生猪前，应当查验生猪检疫证明、畜禽标识和违禁药物检测合格证明；屠宰外省市生猪的，还应当查验道口检查签章。查验应当做好记录，并至少保存2年。
经查验不具备前款规定的证明、标识、签章，或者发现生猪已死亡、患有烈性传染病、人畜共患传染病以及严重寄生虫病的，生猪屠宰厂（场）不得屠宰或者转移，并应当立即报告所在地的区县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在其监督下依法处理。
第十六条（宰前检测）
生猪屠宰厂（场）屠宰生猪前，应当进行违禁药物检测。检测应当做好记录，并至少保存2年。
经检测不合格的生猪，生猪屠宰厂（场）不得屠宰或者转移，并应当立即报告所在地的区县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在其监督下进行无害化处理；无法进行无害化处理的，应当予以销毁。
生猪违禁药物检测的项目、方法和数量，由市食品药品监管局按照国家和本市的有关标准确定。
第十七条（屠宰检疫）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应当向生猪屠宰厂（场）派驻动物检疫人员实施屠宰检疫。
经检疫合格的生猪产品，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出具检疫证明，并加盖或者加封检疫标志。
第十八条（品质检验）
生猪屠宰厂（场）应当配备肉品品质检验人员和设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生猪产品的品质状况进行检验。
经检验合格的生猪产品，由生猪屠宰厂（场）出具肉品品质检验证明；经检验不合格的生猪产品，应当在肉品品质检验人员的监督下，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九条（预包装）
生猪肝、肾、肺等内脏和肉糜由生猪屠宰厂（场）进行预包装后，方可出厂（场）。
生猪屠宰厂（场）对生猪产品进行预包装的，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标准。
第二十条（屠宰记录和信息报告）
生猪屠宰厂（场）应当建立可溯源的屠宰记录，屠宰记录应当至少保存2年。
生猪屠宰厂（场）应当定期向所在地的区县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报告屠宰生猪的来源、数量以及生猪产品销售情况等相关信息。第三章生猪产品的经营
第二十一条（生猪产品经营者的许可和工商登记）
从事生猪产品批发、零售的经营者（以下简称“生猪产品经营者”），应当依法办理食品流通许可和工商登记手续。
第二十二条（生猪产品采购来源）
生猪产品经营者应当从本市依法设立的生猪屠宰厂（场）或者生猪产品批发市场采购生猪产品。
生猪产品批发市场或者大型超市连锁企业按照本市有关规定建立生猪产品溯源系统的，该市场的场内经营者或者该企业可以从外省市采购生猪产品。
本市推行外省市生猪产品产销对接制度。符合前款规定条件的单位从外省市采购的生猪产品，应当来源于规模化、标准化生猪屠宰厂（场）；采购外省市其他生猪屠宰厂（场）的生猪产品，应当符合质量安全要求。
外省市规模化、标准化生猪屠宰厂（场）名单，由市商务委通过与外省市相关部门协议或者招投标等方式确定。
第二十三条（生猪产品采购的质量安全要求）
生猪产品经营者应当采购具有检疫证明、检疫标志、肉品品质检验证明并经违禁药物检测合格的生猪产品。
从外省市采购的生猪产品，应当是成片生猪产品，或者是按照国家有关标准进行预包装的分割生猪产品。
第二十四条（生猪产品采购合同）
生猪产品经营者从外省市采购生猪产品的，应当签订生猪产品采购合同。合同中应当包括有关生猪产品质量安全的内容。
生猪产品采购合同的示范文本，由市商务委会同市工商局制定。
第二十五条（生猪产品运输要求）
生猪产品承运人应当查验生猪产品检疫证明、检疫标志和肉品品质检验证明，经核对无误后方可运输。
生猪产品的运载工具应当符合国家卫生、防疫要求，运载工具在装载前和卸载后应当及时清洗、消毒。
第二十六条（生猪产品的道口检查）
从外省市运输生猪产品进入本市的，应当经指定的道口接受检查。
道口动物卫生监督人员应当查验生猪产品检疫证明、检疫标志和肉品品质检验证明，并记录采购、运输的相关信息。
经查验符合规定的，道口动物卫生监督人员应当在生猪产品检疫证明上加盖道口检查签章、注明通过道口的时间；对来源于规模化、标准化生猪屠宰厂（场）以外的生猪产品，还应当在检疫证明上作出标记，并及时将生猪产品的来源、数量和运载目的地等信息报告市工商局。
第二十七条（进场查验）
生猪产品批发市场的经营管理者对进场交易的生猪产品，应当查验检疫证明、检疫标志和肉品品质检验证明；对外省市生猪产品，还应当查验道口检查签章。
农贸市场的经营管理者对进场交易的生猪产品，应当查验检疫证明、检疫标志、肉品品质检验证明和购货凭证。
生猪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的经营管理者应当做好查验记录，并至少保存2年。
经查验不具备本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证明、标志、签章的生猪产品，不得销售、转移或者用于生产加工；生猪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的经营管理者应当立即报告所在地工商部门，在其监督下依法处理。
第二十八条（违禁药物检测）
生猪产品批发市场应当设立具有相应资质的肉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对进场交易的生猪产品进行违禁药物检测。
大型超市连锁企业应当设立或者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肉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对采购的生猪产品进行违禁药物检测。
生猪产品批发市场的经营管理者和大型超市连锁企业应当做好检测记录，并至少保存2年。
经检测不合格的生猪产品，不得销售、转移或者用于生产加工；生猪产品批发市场的经营管理者和大型超市连锁企业应当立即报告所在地工商部门，在其监督下进行无害化处理；无法进行无害化处理的，应当予以销毁。
生猪产品违禁药物检测的项目、方法和数量，由市食品药品监管局按照国家和本市的有关标准确定。
第二十九条（进货查验和购销台帐）
生猪产品经营者应当建立进货检查验收制度和购销台帐制度，并将购销台帐以及购货凭证、检疫证明、肉品品质检验证明等单据至少保存2年。
第三十条（销售行为规范）
生猪产品经营者应当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悬挂营业执照和食品流通许可证，并公示生猪的产地、屠宰厂（场）等信息。
生猪产品经营者销售生猪产品时，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或者商业惯例，向购买者出具购货凭证。购货凭证上应当标明经营者的名称、地址等信息。
生猪产品批发市场的场内经营者销售成片生猪产品或者批发销售分割生猪产品的，应当向购买者提供生猪产品检疫合格的证明。
第三十一条（禁止销售）
禁止销售下列生猪产品：
（一）未经检疫，或者经检疫不合格的；
（二）未经肉品品质检验、违禁药物检测，或者经检验、检测不合格的；
（三）未按规定经指定道口接受检查的；
（四）未按规定进行预包装的；
（五）病害、变质、注水等其他不符合质量安全要求的。
第三十二条（不可食用生猪产品的处理）
生猪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的经营管理者和大型超市连锁企业应当指定专人每日统一收集不可食用生猪产品，存放于专用容器内，进行着色标记，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十三条（生猪产品相关信息报告）
生猪产品批发市场的经营管理者和大型超市连锁企业应当定期向所在地工商部门报告生猪产品检测、销售情况等相关信息。第四章企业责任和监督检查
第三十四条（生猪和生猪产品经营者的责任）
生猪和生猪产品经营者应当保证其采购、销售的生猪和生猪产品来源合法，具有本办法规定的相关证明、标识、标志和签章，并对采购、销售的生猪和生猪产品质量安全负责。
第三十五条（生猪屠宰厂（场）的责任）
生猪屠宰厂（场）应当保证其屠宰的生猪经检疫和违禁药物检测合格，出具的肉品品质检验证明真实，并对出厂（场）的生猪产品质量安全负责。
第三十六条（肉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的责任）
肉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应当保证其进行生猪产品违禁药物检测的项目、方法和数量符合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并对检测结果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
第三十七条（市场经营管理者的责任）
生猪产品批发市场和农贸市场的经营管理者应当保证进场交易的生猪产品具有本办法规定的相关证明、标志和签章，并对进场交易的生猪产品质量安全负责。
生猪产品批发市场和农贸市场内销售的生猪产品不符合质量安全要求，给消费者造成损害的，消费者可以凭有关购货凭证向市场经营管理者要求赔偿；市场经营管理者应当依法予以先行赔偿。
第三十八条（质量安全责任保险）
本市推行生猪产品质量安全责任保险。
生猪屠宰厂（场）、生猪产品经营者以及生猪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的经营管理者投保生猪产品质量安全责任险的，由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对生猪产品质量安全意外事故造成的损害予以赔偿，但因违法生产加工、采购、运输、销售造成的损害除外。
第三十九条（投诉处理）
生猪产品购买者发现生猪产品存在质量安全问题的，有权向生猪产品经营者或者生猪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的经营管理者投诉。
生猪产品经营者和生猪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的经营管理者应当对有关生猪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投诉及时进行调查处理，并予以答复。投诉和处理情况应当做好记录，并至少保存2年。
第四十条（举报）
食品药品、动物卫生、商务、工商等监管部门应当建立举报制度，公布举报电话、通信地址和电子邮件信箱，接受有关生猪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举报；对举报属实的，应当给予举报人奖励。
第四十一条（监督检查）
市农委应当会同区县政府，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对未经指定道口运输生猪或者生猪产品进入本市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食品药品、动物卫生、工商等监管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对本市生猪产品质量安全进行监督检查，并建立生猪屠宰厂（场）、生猪和生猪产品经营者以及生猪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经营管理者的监督检查记录和违法行为记录。
食品药品、动物卫生、工商等监管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对有违法行为记录的单位，采取重点监控措施。
第四十二条（处置措施）
食品药品、动物卫生、工商等监管部门采用快速检测方法，发现生猪或者生猪产品不符合质量安全要求的，可以在全市范围内暂停该批次生猪或者生猪产品的交易；按照国家有关部门认定的检测方法进行复检后，确认不符合质量安全要求的，有权依法查封、扣押。
列入规模化、标准化生猪养殖场和生猪屠宰厂（场）名单的单位，发生两次以上质量安全问题或者因质量安全问题造成重大事故的，有关部门应当将其从名单中除名。
食品药品、动物卫生、工商等监管部门在监督检查中发现生猪产品可能对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损害的，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向社会公布有关信息，告知消费者停止食用，并责令生猪屠宰厂（场）、生猪产品经营者立即停止销售，召回已销售的生猪产品。
生猪产品召回的具体条件和程序，由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制定并向社会公布。
第四十三条（信息公开）
食品药品、动物卫生、工商等监管部门应当向公众提供监督检查记录的查阅服务，并通过有关媒体公布违法行为记录。
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应当会同市农委、市工商局、市商务委等有关部门定期对本市生猪产品质量安全状况进行评估，并及时发布评估结果、消费提示、安全预警以及相关食品安全知识等信息。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四十四条（违反生猪和生猪产品采购规定的处罚）
生猪经营者采购违禁药物检测不合格的生猪的，由市或者区县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生猪产品经营者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条件，从外省市采购生猪产品的，由市或者区县工商部门责令改正，处以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五条（违反生猪屠宰规定的处罚）
生猪屠宰厂（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或者区县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按规定进行生猪违禁药物检测的；
（二）屠宰、转移违禁药物检测不合格的生猪的；
（三）未按规定出具肉品品质检验证明的。
生猪屠宰厂（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或者区县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按规定对生猪肝、肾、肺等内脏或者肉糜进行预包装的；
（二）未按规定进行屠宰查验的；
（三）未按规定进行查验记录、检测记录、屠宰记录的；
（四）未按规定报告生猪查验、检测、屠宰等相关信息的。
第四十六条（违反生猪产品查验规定的处罚）
生猪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的经营管理者未按规定进行查验，接收不具备相应证明、标志、签章的生猪产品进场交易的，由市或者区县工商部门责令改正，处以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生猪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的经营管理者未按规定进行查验记录的，或者未按规定报告生猪产品相关查验信息的，由市或者区县工商部门责令改正，处以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七条（违反生猪产品检测规定的处罚）
生猪产品批发市场的经营管理者、大型超市连锁企业未按规定对生猪产品进行违禁药物检测的，由市或者区县工商部门责令改正，处以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生猪产品批发市场的经营管理者、大型超市连锁企业未按规定进行检测记录的，或者未按规定报告生猪产品检测、销售等相关信息的，由市或者区县工商部门责令改正，处以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八条（违反生猪产品销售规定的处罚）
生猪产品经营者销售未经违禁药物检测或者经检测不合格的生猪产品的，由市或者区县工商部门责令改正，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于经检测不合格的生猪产品，市或者区县工商部门应当监督生猪产品经营者进行无害化处理；无法进行无害化处理的，应当予以销毁。
生猪产品经营者未按规定保存购货凭证、检疫证明、肉品品质检验证明等单据的，或者未按规定在经营场所公示生猪的产地、屠宰厂（场）等信息的，由市或者区县工商部门责令改正，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生猪产品经营者销售未按规定进行预包装的生猪产品的，由市或者区县工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2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九条（违反不可食用生猪产品处理规定的处罚）
生猪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的经营管理者或者大型超市连锁企业未按规定收集、存放不可食用生猪产品的，或者未按规定对不可食用生猪产品进行着色标记的，由市或者区县工商部门责令改正，处以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条（违反投诉处理规定的处罚）
生猪产品经营者或者生猪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的经营管理者对有关生猪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投诉不及时予以答复的，或者未按规定记录投诉、处理情况的，由市或者区县工商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处以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一条（对非法屠宰行为的处罚）
未经定点，擅自屠宰生猪的，由市或者区县商务部门依法予以取缔并处罚。
依法应当取得其他许可而未取得，以营利为目的，擅自从事生猪屠宰活动的，按照法律、法规和市政府的有关决定由相关监管部门予以取缔并处罚。
未依法取得营业执照，以营利为目的，擅自从事生猪屠宰活动的，或者知道、应当知道生猪屠宰活动属于无照经营行为，而为其提供场所、运输、保管、仓储等条件的，由市或者区县工商部门依法予以取缔并处罚。
第五十二条（责令停产停业和吊销证照的处罚）
生猪屠宰厂（场）、生猪或者生猪产品经营者、生猪产品批发市场或者农贸市场的经营管理者违反本办法规定，有多次违法行为记录的，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市或者区县食品药品、农业、工商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依法责令停产停业，暂扣、吊销许可证或者营业执照。第六章附则
第五十三条（有关用语的含义）
生猪采购，是指为屠宰而采购生猪的经营活动。
违禁药物，是指盐酸克伦特罗（“瘦肉精”）及其替代品等国家有关部门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添加的药物品种。
不可食用生猪产品，是指生猪的甲状腺、肾上腺和病变的淋巴结，以及伤肉、霉变肉等有毒有害肉品。
第五十四条（外省市生猪产品采购规定的其他适用）
本市肉制品生产加工企业、集体伙食单位和餐饮服务提供者等单位从外省市采购生猪产品的，应当按照本办法有关大型超市连锁企业从外省市采购生猪产品的规定执行。
第五十五条（参照适用）
对牛肉、羊肉等其他家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督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
国家和本市对清真牛肉、羊肉等家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督管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十六条（施行日期和废止事项）
本办法自2008年3月1日起施行。1997年8月7日上海市人民政府第46号令发布的《上海市家畜屠宰管理规定》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