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内蒙古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


(一九九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根据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四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内蒙古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的决定修正)

内蒙古自治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62号


1997年9月24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内蒙古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的决定》，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7年9月24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民健康，促进自治区经济建设的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将环境保护规划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城乡建设总体规划，确定环境保护目标、任务和措施，使环境保护工作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协调。
第三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区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辖区的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各级人民政府的土地、矿产、林业、农业、牧业、水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资源的保护实施监督管理。
各级公安、交通、铁道、民航管理部门和港务监督、渔政渔港监督、军队环境保护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环境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
第四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鼓励环境保护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加强环境保护科学技术研究，引进、推广环境保护先进技术，培养环境保护人才，普及环境保护科学知识。优先发展环境保护事业，对资源综合利用和污染防治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项目实行优惠政策。
第五条 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
在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资源综合利用、环境监督管理、环境保护科研、环境监测、环境保护宣传教育等方面有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给予奖励。


第二章 环境监督管理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对管辖范围内的环境状况进行调查和评价，拟定环境保护规划，经计划部门综合平衡，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实施。
第七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制定自治区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执行。
第八条 自治区、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及盟行政公署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国家监测制度和监测规范，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监测网络，负责编报管辖区域环境质量报告书，定期发布环境状况公报。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依法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有权对管辖范围内产生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的单位进行现场检查。检查时，应当持有自治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自治区有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签发的证件。被检查的单位必须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检查人员要为被检查的单位保守技术秘密和业务秘密。
第十条 跨行政区域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的防治管理工作，应当由产生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单位所在地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污染损害的赔偿或者环境破坏的恢复有争议时，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上一级人民政府协调解决，作出决定。
第十一条 各行业主管部门负责本行业的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工作，并对所属企业事业单位的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工作进行定期考核。
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将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工作作为考核企业升级和评选先进、文明单位的必备条件之一，对未达到规定指标的，不得评为先进、文明单位，不能批准企业升级。


第三章 保护和改善环境


第十二条 环境保护实行目标管理。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辖区的环境质量负责。
第十三条 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要全面规划，科学管理，合理利用，切实保护自然环境、防治污染，谁利用谁补偿，谁破坏谁恢复。
第十四条 开发利用土地、矿产、森林、草原、水以及野生动植物等自然资源，要按照国家和自治区的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开发利用。业经批准开发利用的必须采取措施防治环境污染和破坏，维护生态平衡。
第十五条 加强对农牧业生态环境的保护，实行科学灌溉，合理使用农药、鼠药、化肥，综合防治植物病、虫、鼠害，回收废地膜，保护植被，防治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盐渍化、贫瘠化和草原沙化、退化，防止农牧产品污染。
第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在具有代表性的各种类型的自然生态系统区域，珍稀、濒危的野生动植物自然分布区域，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域，具有重大科学文化价值的地质构造和化石、火山、温泉等分布区域，建立自然保护区。对人文遗迹、古树、名木采取其他措施加以保护，严禁破坏。
第十七条 禁止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文物保护区和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建设污染环境的工业生产设施；经批准建设的其他设施，其污染物排放不得超过规定排放标准。已经建成的设施，其污染物排放超过规定排放标准的，要限期治理。


第四章 防治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


第十八条 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以防为主，防治结合，集中控制，综合整治。
第十九条 凡新建、扩建、改建项目和技术改造项目，以及可能对环境造成污染的项目，要实行环境影响说明和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审批制度，污染防治设施与主体工程必须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一)建设单位申报项目建议书时，要附有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的环境影响简要说明书；申报设计任务书时，要附有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各级人民政府计委、经委对没有环境影响简要说明书的项目建议书和没有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设计任务书，不得审批。
(二)建设单位申报初步设计，要附有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的环境保护设计篇章审批表；申报工程竣工验收报告，要附有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的防治污染设施验收报告。建设管理部门，对没有经审核同意的环境保护设计篇章审批表的初步设计，或者没有经审核同意的防治污染设施验收报告的工程竣工验收报告，不得审批。
(三)扩建、改建、技术改造项目，要对原有污染同时治理。
第二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计委、科委、经委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在安排新工艺、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的科研、试制任务时，要同时采取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措施。
第二十一条 产生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的单位，要按下列要求做好环境污染防治工作：
(一)对污染源作出整治规划，并组织实施；
(二)建立环境保护责任制度，制定污染防治考核指标；
(三)搞好设备的维修、保养，提高完好率，防止污染物扩散；
(四)已经投入使用的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设施，未经当地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不得停止使用或者拆除。
第二十二条 排放污染物的单位，要依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向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报登记。
第二十三条 排放污染物超过国家或者自治区排放标准的，依照国家或者自治区的规定缴纳超标准排污费。
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要依照国家或者自治区规定缴纳排污费，并负责治理。
征收的超标准排污费和排污费，要作为环境保护补助资金管理，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统筹安排用于环境保护事业，不得挪作他用。
第二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造成环境严重污染的单位，限期治理。
中央或者自治区直属企业事业单位的限期治理，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设区的市和盟直属企业事业单位的限期治理，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盟行政公署决定；其他企业事业单位的限期治理，由旗县级人民政府决定。限期治理的单位，要按期完成治理任务，并定期报告治理进度和结果。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要对限期治理的项目进行监督检查，对完成治理任务的，会同其行业主管部门进行验收，并向同级人民政府报告验收结果。
第二十五条 因发生事故或者其他突发事件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污染的单位，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处理，及时通报可能受到污染危害的单位和居民，并向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作出报告。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要立即会同有关部门采取控制、防范措施，当环境严重污染，威胁到居民生命财产安全时，要立即向当地人民政府报告，由人民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减轻或者消除污染。
事故查清后，事故发生单位要向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作出事故处理结果的报告。
第二十六条 引进技术和设备，要遵守国家和自治区环境保护的规定。
禁止任何单位将污染严重的生产项目和有毒、有害产品委托或者移交给没有污染防治能力的企业生产和经营。
第二十七条 排放有毒、有害气体和烟尘、粉尘的单位，要采取除尘、净化、回收措施。排放装置要符合国家规定。禁止在人口集中地区焚烧沥青、油毡、橡胶、塑料、皮革以及其他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
运输、装卸、贮存过程中可能散发有毒、有害气体或者粉尘物质的，要采取密封或者其他防护措施。
第二十八条 工业排水应清污水分流，分别处理，循环使用。
利用沟渠、坑塘输送或者贮存含有毒污染物的废水、含病原体的污水和其他废弃物，要采取防渗漏措施。
含有国家规定的第一类污染物之一的废水，应采取闭路循环和回收措施，禁止稀释排放。
第二十九条 对暂时不能利用的一般废渣，要按指定地点堆放。有毒、有害的废渣，要进行无害化处理，未经无害化处理的，要设置有防水、防渗、防风措施的专用场地分类堆放，防止有毒、有害的物质扩散。
第三十条 产生放射性污染的单位，要有严格的管理和防治措施。排放浓度或剂量不得超过国家规定标准。长期储存放射性废弃物的，要经过固化处理。废物库要远离城镇。运输放射性物质，必须使用有防护设施的专用车辆，按指定路线行驶。
第三十一条 在城市范围内进行产生强烈偶发性噪声活动的单位，必须事先向当地公安机关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进行。当地公安机关应当向社会公告。
在城市市区范围内向周围生活环境排放建筑施工噪声的，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在城市市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禁止夜间进行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建筑施工作业，但抢修、抢险作业和因生产工艺上要求或者特殊需要必须连续作业的除外。
因特殊需要必须连续作业的，必须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其有关主管部门的证明。
前款规定的夜间作业，必须公告附近居民。
第三十二条 行驶的机动车辆，要装有消声器和符合规定的喇叭，并保持技术性能良好，整车噪声不得超过机动车辆噪声排放标准。不符合机动车辆噪声排放标准的，不予年检或者不得发给行车执照。
航空器不得在城市市区上空作超低空训练飞行。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有关法律、法规造成资源破坏的，由各级人民政府土地、矿产、林业、农业、牧业、水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由于污染事故造成资源破坏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第三十四条 建设项目违反环境保护管理规定的，由审批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可以根据不同情节，给予警告或者处以罚款：
(一)在人口集中地区焚烧沥青、油毡、橡胶、塑料、皮革以及其他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物质的；
(二)稀释排放含有第一类污染物之一的废水的；
(三)不按规定输送污水、废水或者贮存、堆放、运输、弃置、倾倒废弃物的；
(四)拒绝现场检查，拒绝执行污染物申报登记制度，在被检查和申报中弄虚作假的；
(五)引进不符合我国环境保护规定要求的设备或者技术的；
(六)转移污染严重的生产项目、有毒有害产品的。
第三十六条 对不按规定缴纳超标准排污费或排污费的，限期补缴并加收滞纳金，给予警告或者处以罚款。
第三十七条 擅自拆除或者闲置防治污染设施，污染物排放超过规定排放标准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重新安装使用，可以并处罚款。
第三十八条 建设项目的防治污染设施没有建成或者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要求，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由审批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可以并处罚款。
第三十九条 对造成环境污染事故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法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根据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处以罚款；情节较重的，对有关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对限期治理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务的，加收超标准排污费，可以并处罚款，或者责令其停业、关闭。
罚款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决定；责令停业、关闭，由作出限期治理决定；责令中央直属企业事业单位停业、关闭，须报国务院批准。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机动车辆、火车、船舶、航空器使用单位，分别由港务监督、渔政渔港监督和各级公安、交通、铁道、民航管理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实施处罚。
第四十二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内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三条 对阻碍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依法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的检查人员依法执行公务，辱骂、殴打检查人员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 环境监督管理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摘要】宪法只约束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公法关系，不干涉公民与公民之间的私法关系，是西方法律的一个深远的历史传统。但二十世纪后期，随着社会和法律的发展，在西方社会的司法实践中又产生了一个有悖上述传统的相同趋势，即宪法权利规范对公民与公民之间的私人关系或私法关系的渗透和影响。德国与美国是产生这一趋势的两个典型国家，分别生成了使这种趋势正当化的两个典型理论，即“价值辐射”理论和“国家行为”理论。由这两个不同理论所指导的司法实践能够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

　　【关键词】私法宪法化；客观价值秩序；国家行为理论；宪法的水平效力；宪法的第三人效力


　　公法与私法，即宪法与民法的两域分治是西方社会的一个影响深远的历史传统。但至二十世纪后半叶，在西方社会的司法实践中却逐渐出现了一个有悖上述传统的相同趋势，即宪法权利规范对私法关系或私人关系的影响和适用，即作为公法的宪法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了私法效力，也即出现了所谓的“私法宪法化”的问题。代表这种趋势的两个典型国家是德国和美国，对这一趋势进行合理化论证所产生的两个典型理论，即德国的“价值辐射”理论和美国的“国家行为”理论。本文试图比较德国和美国的这一相同趋势、不同理由以及由不同理由所引起的不同的法律后果。

　　一、相同传统：宪法只约束公民—国家关系

　　德、美两国宪法拥有一个相同的历史传统，即宪法权利规范只约束公民（私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不约束公民（私人）和公民（私人）之间的关系，正是从这个角度宪法被定性为公法。

　　诞生于1949年5月23日的西德宪法，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宪法》是德国现行宪法的开端。该宪法是从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基本权利一览表开始的（第1条至第19条）。这些基本权利之实质内容均不得被侵害（第19条第2款）。该基本法以对不可侵犯的人之尊严的承认为开端：“所有国家权力之义务是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第1条第1款第2句）。该基本法第1条第3款清楚地陈述道：“下列基本权利为对立法、行政及司法机关直接约束之法律。”同时，该基本法也创建了联邦宪法法院（第93、94条），该法院通过司法审查来检验联邦法律的合宪性。这给了公民当其基本权利受到公共权力的侵害时个人提起违宪诉讼的可能性。这里的公共权力即指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的行为。此举被认为开创了晚近德国法律史上最值得关注的篇章之一。德国联邦宪法已经成为德国民主社会中最重要的和最值得关注的因素之一。该宪法建立了一个清晰的规范框架。[1]（P62-63）

　　正如有德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所有的法律人都同意宪法是一种公法，人们主张这种形式的公法像任何其他形式的公法一样，对分立的、不同的私法自治体系没有影响。而且有些人走得更远，主张因为宪法在历史上只针对国家，所以议会在1948年被召集起来起草基本法时，甚至没有被授权以影响传统的私法关系。一个相关的观点是基本权利只需针对高级权威，即国家，并不需要调整拥有平等法律地位的私人之间的法律关系。[2]

　　美国1787年联邦宪法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以成文宪法的形式规定和限制政府的各项权力，而《权利法案》所规定的基本权利更是直接针对国家权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权利法案》是美国成文宪法的有机组成部分，因为：第一，《权利法案》是作为美国1787年成文宪法得以批准的条件而诞生的；第二，《权利法案》作为成文宪法的前10条修正案，其产生程序根据成文宪法的规定也是刚性的；第三，《权利法案》是对成文宪法对个人权利保障规定不足的有机补充。只不过，《权利法案》使成文宪法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又进了一步，而且针对性更加明确，即保障个人的基本权利不受政府的无理剥夺和非法侵害，而且进一步成为作为宪政生成的社会动力的个人权利诉求限制政府权力的中介。“政府，《权利法案》的构造者们相信，是人的一种手段，‘其主权被认为从属于他的权利’。《权利法案》，因此，意味着政府的不自由就是公民个人的自由。”[3]用《权利法案》来限制政府权力是美国人从历史传统和经验中吸取的深刻教训。“1789年《权利法案》的构造者们相信政府权力是并将是个人自由的一个恒久的威胁，导致美国革命的事件和后来针对联邦宪法的批准的斗争正确地教给他们这一教训，而且同样教导他们的还有英国宪政史、普通法传统、自治政府的殖民地经验和美国革命期间的各州《权利法案》的发展。简短地说，在宪法上增加一个《权利法案》的决定反映了一个已经被完善地确立起来的用成文文件来保护基本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的惯例。”[3]

　　“因为《权利法案》和宪法第14条和第5条修正案只约束联邦和州政府，一个宣称被这些修正案保护的权利的被剥夺的主张必须证明某种‘国家行为’的存在。”[4]“在限制国会权力与对联邦和州政府施加宪法限制时，宪法的制订者和修正者们担心的是创设了一个太具强力和统治力的联邦和州政府。除了针对苛刻和专断的政府行为设定保护之外，他们还关注多元性、个人自治、私人财产特权，和针对不断变化的环境对社会进行自由和自然的调整。这些相同的价值先天地蕴含于他们对针对私人强行施加宪法限制的反感中。”[4]

　　德、美两国宪法权利条款只约束公民（私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不约束公民（私人）和公民（私人）之间的关系的传统源于西方社会悠久的公、私法两域分治，即私法自治的传统。该传统坚持宪法与私法是调整两类不同主体之间和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的不同的法。宪法是调整公民与国家之间垂直关系的公法，而私法是调整公民与公民之间水平关系的私法。且私法自治，公法不能干涉公民与公民之间的私法关系。

　　这种传统正如有的学者所阐述的那样：“基本权利的功能与过去两个世纪中得到发展的公、私法分立密切相联系。孟德斯鸠是这种严格区分的奠基者之一。他区分了由民法统治的私领域和由政治法统治的公领域。私领域中的主体（私人）拥有不同于国家的利益。私人的自由领域只能通过区分这两个领域才能出现。其结果是私人不需要追求公共利益：他们是自治的并且针对什么是正当的能够作出自己的选择。正是私法使这一点成为可能。在公领域，这些私人可以被迫尊重他们不喜欢的决定，但这一点可以借助于这些决定在民主上是合法地被证明为正当。”[5]（P19）私法自治的主要原因被认为是：国家是一个更有力量（并因此更有威胁性）的，并且被要求在其与私人之间的关系中比私人在相互之间的关系中具有更多的中立、更少的任性和更大的公正的机关。因此，私人关系绝对不能够以与国家与其公民的关系同样的方式被规制，因为，在国家不存在的场合，我们关于中立性和公正性的期待状态也不存在。这一点，与国家是由宪法创造的而私人却不是这一事实一道，就是宪法保障为什么一般地只针对起草者头脑中的，而事实上被反映在宪法原文中的国家—公民关系被起草出来的原因。[6]（P19）

　　二、相同趋势：宪法亦约束公民—公民关系

　　随着社会的发展，德、美两国宪法又出现了一个相同的、有悖上述传统的趋势，即宪法权利规范在不同程度上并以不同方式影响和介入私法关系。“人权可能对私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具有一种水平效力和影响的观念与全世界的一些法律制度非常相似。正如库珀（Cooper）所揭示的那样，人权在私法争议中的直接、间接或无效力问题是一个不仅在欧盟的大部分成员国中，而且在美国、加拿大和南非这些国家中都集中讨论的问题。”[7]（P19）正因为该趋势有悖于公、私法两途分治，即私法自治的传统，因此，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美国，宪法权利规范对私法关系的影响和介入，其方式和程度都是有限制和有条件的，并且都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一）德国宪法私法效力的典型学说

　　在德国，关于宪法的私法效力问题，即宪法权利规范对私法关系的影响与介入的形式和程度问题，在司法实践和理论上形成了三种不同的学说。这三种宪法权利规范水平效力学说分别为间接效力说、直接效力说和由针对国家的权利作为中介的效力说。

　　间接效力说的倡导者是杜立希（Dürig）和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该学说主张：宪法权利作为“价值决定”、“客观规范”、“宪法权利价值”，或换句话说，作为“客观原则”影响对私法权利的解释。这种影响应当首先实现私法一般条款（general clauses）的具体化，但是在对每一个私法规范进行解释时，也可以超越此界限被适用，并且在具体案件中能够被扩展到用来证明超越法律的字面含义的裁决的正当性。虽然存在着宪法权利的影响，私法规范仍然是私法规范，并且由此确定的权利和义务仍然是私法权利和义务。就法官的地位而言，辐射效力确定了一个法官在司法解释时必须考虑宪法权利对私法的影响的义务。

　　直接效力说的主要倡导者是尼伯代（Nipperdey）和德国联邦劳动法院第一庭。该学说主张：宪法客观原则不仅通过影响对私法规范的解释来影响公民之间的关系，而且个人的主观私权利直接从宪法客观原则中“流”出。尼伯代认为：宪法权利的法律效力倒不如说是一种直接的规范效力，它可以修正既存的私法规范或创制新的规范，而不论其涉及的是强制法、处分法、一般条款还是具体规范，不论是禁止、命令、主观权利、保护性法律还是证立性推理。在这个含义上，宪法权利应当具有绝对效力。

　　由针对国家的权利作为中介的效力说的极端倡导者是施瓦布（Schwabe）。该学说主张：宪法权利规范对公民之间关系的效力，是国家受作为主观公权利的宪法权利约束的结果。施瓦布认为：国家是一个其他公民通过私法对宪法权利利益潜在侵犯的参与者，因为是国家使私法制度得以存在并实施的。国家必须接受侵犯是国家的责任的后果，即使这些侵犯是由私人行为者作出的。

　　（二）美国宪法私法效力的典型标准

　　在美国，关于宪法的私法效力问题，即宪法权利规范对私法关系的影响、介入形式和程度问题，在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上，形成了以勃鲁姆三步曲（Blum Trilogy）判决为代表的三原则理论和以布仑特伍德案（Brentwood case）判决为代表的“纠缠（entwinement）标准”。

　　1982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伦德尔-贝克尔诉科恩（Rendell-Baker v. Kohn）、勃鲁姆诉亚特斯盖（Blum v. Yaretsky）和鲁格尔诉埃德蒙孙石油公司（Lugar v. Edmondson Oil Co.）三个案件判决中确定了国家行为分析的界限，介绍了分析国家行为主张的三个原则，这三个案件被统称为勃鲁姆三步曲。在这三个案件判决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确定的宪法权利规范能够适用于私人组织行为的三个检验标准分别为：共生关系标准（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test）、公共职能标准（the public function test）和国家强制标准（the state compulsion test）。根据共生关系标准，当国家和一个私人组织之间的一个密切连接是由使私人组织行为转变为国家行为的联合行为和互相依赖关系造成的时候，该私人组织行为就属于国家行为，因而就适用有关宪法权利规范。根据公共职能标准，当一个私人组织行使了一个传统上只能由国家行使的行为的时候，该私人组织行为就属于国家行为，因而就适用有关宪法权利规范。根据国家强制标准，当国家强迫或支持一个私人组织从事被诉行为时，该私人组织行为就属于国家行为，因而就适用有关宪法权利规范。根据这些标准，国家行为只存在于国家与一个私人当事人行为有牵涉的时候。[8]

　　在勃鲁姆三步曲判决之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布仑特伍德学院诉田纳西中学体育协会（Brentwood Academy v. Tennessee Secondary School Athletic Association）案判决中，在判断“国家行为”的标准方面，又采用了有别于勃鲁姆三步曲判决中所确定的三个标准的“纠缠（entwinement）标准”。“最高法院确定田纳西中学体育协会在其对布仑特伍德学院施加制裁时就成为了一个国家行为者。在发现国家行为时，最高法院注意到其分析并没有依据其在勃鲁姆三步曲判决中所确定的三个标准中的任何一个标准。最高法院主张国家行为通过存在于田纳西州和田纳西中学体育协会之间的普遍的纠缠而存在。该纠缠标准检验的是围绕田纳西州和田纳西中学体育协会之间关系的环境的影响。”[8]

　　最高法院认为：通过纠缠标准来发现国家行为是指一个私人组织，当其特性与一个国家组织相重叠时呈现出公共品质。这样，最高法院在布仑特伍德案中强调创造“纠缠”的四个关联：田纳西中学体育协会成员构成中的公立学校的重大比例、在田纳西中学体育协会委员会中服务的依据职权行为的州教育委员会的成员、田纳西中学体育协会雇员对州所给予的退休补贴的可获取性和州对田纳西中学体育协会的持续的承认。因此，最高法院断定田纳西中学体育协会的行为因存在它和田纳西州之间的普遍的纠缠而构成国家行为。

　　从勃鲁姆三步曲和布仑特伍德案判决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国家行为认定标准的不同态度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最高法院将其国家行为标准修正为聚焦于国家与私人组织的关系，而不是国家对行为本身的牵涉。通过近来对共生关系标准、公共职能标准和国家强制标准的解释，最高法院检验创造国家行为的不同因素。最高法院不再将其修正标准的分析局限于对直接与被诉行为相关联的因素的检验。然而，最高法院的国家行为原则仍然植根于这三个标准，国家行为通过对这些标准的分析而产生。”[8]

　　对于布仑特伍德案判决中所确定的国家行为认定标准，有的学者认为是一种新的国家行为理论[9]（P19），有的学者则认为只不过是对勃鲁姆三步曲以前判决的回归。[8]